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应是刘备战略布局一部分,此战引起政治格局变动

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应是刘备战略布局一部分,此战引起政治格局变动

第二次荆州风云酝酿于孙刘十年的联盟历史,拉开序幕的却是关羽的北攻襄阳之师。关羽尽锐攻襄阳,开启吕蒙袭荆州之机,并导致孙刘在夷陵的大火并,孙刘在南方分据吴蜀的局面才基本定型。

一般战史把关羽开始攻襄阳的时间定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

关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北攻襄阳?

不少学者认为是关羽自作主张。诚然,以关羽的行动既不具备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说的“天下有变”的条件,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而将关羽的行动归结为擅启兵衅。

关羽北攻襄阳决不可能一时冲动

关羽北攻襄阳,不是自作主张,而是刘备一个阶段性布局的一部分。我们只需要厘清两个问题,即可对此事做出判断。一是在事前关羽与刘备有无沟通;二是关羽攻襄阳与刘备的整体布局在战略意图上有无关联。

《蜀书·先主传》载,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取得汉中后,“遣刘封、孟达、 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当时,刘封与孟达并不在一起,刘封从汉中的南郑东下, 孟达从荆州的秭归北上。《蜀书·先主传》这样叙述,显示刘封和孟达的行动是一个整体的部署。

孟达受命从荆州的秭归北上攻房陵(今湖北省房县)。先此,孟达与法正各领 两千兵赴荆州;后来,刘备与法正入蜀,而令孟达并领法正之兵,留屯江陵;刘备定益州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屯秭归;与此同时,刘备拜关羽都督荆州事,全权统领荆州军政事务。身为宜都太守的孟达应受关羽节制。

而到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十一月,陆逊攻宜都时,“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也就是说,孟达北上后,刘备任命了新的宜都太守。刘备令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并引发荆州人事变动,这样的事,刘备不可能不跟“都督荆州事”的关羽沟通,也不可能不就此举的战略意图跟关羽沟通。因此,在关羽攻襄阳之前,刘备部署攻东三郡的行动,实际上已跟荆州的关羽发生了关联。

《蜀书》关于此间刘备与关羽联系的记载,就是刘备称汉中王后派费诗赴荆州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此时,关羽已耀师于襄阳城下。从刘备遣孟达北上到刘备称汉中王,时间并不长。

关羽起兵北上,刘备酝酿称王,都发生在这期间。刘备对于称王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不跟关羽沟通。刘备筹备称汉中王时,关羽列名于上汉帝表上。可知刘备在派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之前,刘备与荆州之间其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羽起兵北攻襄阳,刘备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刘备

关羽北攻襄阳,显然得到了刘备的积极支持。《后汉书·献帝纪》载,“秋七月庚子,刘备自称汉中王”。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并无庚子日。庚子疑为庚午之误,即七月二十。这正是关羽北攻襄阳期间。

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按汉魏之际的惯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将军而假节,“得杀犯军令者”。此时刘备集团中,除关羽外,假节者只有左将军马超、右将军张飞。假钺则更是权重已极。

黄钺本是“恭行天罚”的王者之器。武王伐纣,誓师于牧野,右手秉白旄,左手杖黄钺。故为臣子者只能是假钺。《宋书》 百官志对汉魏以来假钺的情况总结说,“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矣”。

假钺确实“非人臣常器”。在整个蜀汉的历史上,假钺者只有关羽和诸葛亮。

但诸葛亮在拜丞相时,只是假节;诸葛亮假钺,是在建兴三年(225年)春征南中时 ; 建兴五年(227年)春,诸葛亮出屯汉中以事北伐,后主下诏曰“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

可见在蜀汉历史上,并非根据地位,而是在有事于征伐时才假钺。人臣而假钺,意谓代行王者之诛。九年前,刘备刚刚得到南郡,即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关羽或许已为攻襄阳而筹备经年。此时,关羽北攻襄阳,刘备假关羽以节钺,此事不可能由费诗临时承制而授,显示刘备不仅事先知道,更将此举视为代自己行王者之诛,作为刘备称汉中王后“扑讨凶逆”的行动体现。

关羽北攻襄阳与刘备攻打东三郡的关联

刘备在得汉中后的主要军事行动就是部署攻东三郡。这与关羽攻襄阳在战略意 图上有什么关联呢?

《蜀书·刘封传》载,孟达攻下房陵后,将进攻上庸,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孟达自此受刘封指挥。孟达自房陵向西,刘封则自汉中沿沔水(今汉水)东下,途经西城郡,再从堵水南向,始达上 庸。刘封和孟达会攻上庸,曹操所置上庸太守申耽举众投降。

刘备以申耽为征北将军,继续领上庸太守,以申耽弟申仪为建信将军,领西城太守。至此,西城、上庸、房陵——历史所说的“东三郡”——落入刘备的控制之中。

东三郡地理位置图

田余庆先生曾详考东三郡的历史地理沿革,并分析其在荆益二州之间的地位。

西城郡,治今陕西安康;上庸郡治今湖北竹山;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在西汉时都是汉中郡的属县,属益州刺史部;东汉末,始升格为郡。三郡与汉中南郑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沔水:西城就在沔水边上。沿沔水东下,经由沔水支流堵水(今堵河)可达上庸,经由沔水支流筑水(今筑河)可达房陵。

这样,三郡借沔水而连成一片,经由沔水,向上可延伸至汉中南郑,向下可延伸至襄阳。

刘备在取得汉中后,旋即派孟达、刘封分别从荆州的秭归和汉中的南郑两个方向,以对进的方式拿下房陵、西城和上庸三郡,其战略意图显而易见:即通过控制东三郡而衔接荆州与汉中,以使荆、益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样,今后无论是求更稳固地“跨有荆益”,还是从事北伐,其态势都会更加有利。

东三郡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东三郡而联结荆州与汉中,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却是沔水;沔水在流出秦巴山地后,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即为襄阳。从襄阳沿沔水干流可通江陵、江夏方向;沿沔水的几条支流,向北可辐射南阳盆地的诸战略据点。

如果说沔水是汉中与荆州之间的联系纽带的话,那么,要想拉起这条纽带,从而撑开一种局面,却有赖于控制这条纽带两端的重要战略据点:南郑和襄阳。

因 此,如想通过东三郡而联结汉中与荆州,就必须占领襄阳;如不控制襄阳,则东三郡在荆州与汉中之间的衔接作用将大打折扣。

从刘备集团在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夏天的一系列行动看——刘备在那年五月占领汉中,随即动用荆州和汉中两方面的兵力以攻占东三郡,而关羽北攻襄阳之师差不多是紧随而出——关羽在那年七月间率军北攻襄阳,应是刘备一个阶段性布局的一部分,而不是关羽自作主张。

这个阶段性布局就是打通经由沔水而连接汉中与荆州的通道,以求荆益之间能有更紧密的联系。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刘备的这个布局,仍是一个有限的目标。刘备称汉中王后,拔魏延为都督,镇守汉中,刘备本人却率大众还治成都。由此看来,刘备并没有在那年即大举北出的打算。

关羽

关羽北攻襄阳,并不意味着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便欲“将荆州之军以向宛、 洛”。

吕思勉先生在叙述关羽北攻襄阳这段历史时,先述及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冬十月宛城守将侯音反曹一事,暗示这两件事之间或许有联系 。

建安二十三年

(218年)

正月,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等人在许昌反曹时,有“南援刘备”之议 ;十月,侯音在宛 城反曹时,也有“与关羽连和”之说,但相信这两件事与关羽的北攻并无直接的联系。

侯音反曹时,曹操令曹仁从樊城率军围攻宛城,到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正月,曹仁始破宛城而斩侯音。曹仁从樊城调来军队,围攻宛城达三个月之久。显然,在这三个月的围攻期间,樊城方向并没有受到来自关羽的压力。

换句话说,关羽并没有对 宛城的反曹事件做出反应,更不用说十个月前发生在许昌的反曹事件。因此,发生 在许昌和宛城的反曹事件,与关羽的北攻襄阳并无直接的联系。

人们倾向于以《隆中对》的战略规划来衡量关羽攻襄阳之战,可能跟该战的影响有关。关羽北攻樊城、襄阳,开局非常顺利。入秋后,他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遂围曹仁于樊城,围吕常于襄阳。中州一带也出现骚动。

《蜀书》载,“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 避其锐”。

这样的影响,不免让人倾向于从中原方向去展望关羽的目标所指,进而联想到关羽是不是已经在“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关羽北攻襄阳,连同刘封、孟达攻占东三郡,旨在打通荆州与汉中之间的联系通道。为这一目标收最后之功的,便是攻占襄阳。

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初秋,没有人怀疑关羽将攻占樊城、襄阳。

关羽北攻襄阳的影响

关羽攻襄阳之战所引发的最大变局却是政治格局的变化。

建安末年,割据的群雄纷纷灰飞烟灭,曹、刘、孙三家卓然立于汉末的乱局中,有赖于这样一种格局: 孙刘结盟对抗曹操。建安政治的最后一幕,这一格局竟发生完全的逆转。孙权背盟,与曹操联合,袭占了刘备的荆州。

这一变局的远因,可追溯到孙刘联盟关系在悄然间发生的变化。建安二十年(215年)的那次危机已显示联盟关系的脆弱。

但那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矛盾,还只是双方为利益而发生争执,以曹操为敌这一政治前提却不曾改变。然而,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这一前提也开始发生变化。

孙权

《吴书·吴主传》载,“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 誓重结婚”。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十月治兵,次年正月,进军至居巢;二月,攻孙权于濡须口。从吕蒙、臧霸等双方将领的传记中所描述的情形看,发生在濡须口的 战斗非常激烈。可是,到三月的时候,曹操却引军北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

对于孙权请降一事,《魏书·武帝纪》没有记载,但《魏书》臧霸传中却有提及。臧霸传在叙述了濡须口的激战后,顺便提到:“后权乞降,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这一记述可为佐证,证明孙权确曾在该年春天派徐详向曹操请降。

徐详在《吴书》中没有专门立传,只在是仪、胡综二人传中被提及。陈寿却在传末将此三人合在一起评论:“是仪、徐详、胡综,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也。仪清恪贞素,详数通使命,综文采才用,各见信任,譬之广厦,其榱椽之佐乎!”这 三人都受到孙权的信任而参与机密。是仪“到见亲任,专典机密,拜骑都尉”;胡综“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 。

孙权称帝,徐详与胡综并为侍中。三人都参与孙权的军国机密,扮演的角色却稍有不同,徐详是“数通使命”。三人之中,独徐详无传,可能是因为他从事的多为秘密外交,故其行事不为外间所知。孙权派徐详诣曹操请降,可能也是一次秘密的出使。毕竟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此后,孙曹关系却未见有明显的变化。看来,孙权派徐详诣曹操请降,只是孙权试图跟曹操缓和,曹操的反应却并不积极。《吴书·吴主传》中说“公报使修好, 誓重结婚”,这只是江东方面的叙述。孙曹联姻在建安三年(198年),但曹操两度责江东遣送任子,都被孙氏兄弟所拒。

也许是曹操又提出遣送任子之类的要求,孙权没有答应,所以他对孙权请降的诚意并不信任。

《魏书·夏侯惇》传载,曹操虽然撤军,却 使夏侯惇督二十六军屯居巢,在淮南仍留有超过十万人的庞大兵力,驻军规模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孙权为什么会在建安二十二年(

217年

)春试图跟曹操缓和呢?

曹操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针对孙权的大举用兵共有四次,分别是:建安十四年(

209年

)三月至十二月、建安十七年(

212

)十月至次年四月、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至十月、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十月至次年三月。

孙权针对曹操 的大举用兵共有两次:建安十九年

(214年)

五月,攻皖城;建安二十年八月,攻合肥。而刘 备与曹操之间,除了在巴中的军事冲突外,截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曹操不曾针对刘 备大举用兵,刘备亦不曾针对曹操大举用兵。

赤壁之战后,刘备主要的作为便是占据益州,而一旦入据益州深险之地,便已避开了曹操的主要压力。在孙刘联盟间, 获得巨大收益的是刘备,承受曹操巨大军事压力的却是孙权。日后,江东方面指责刘备“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显然包含着对联盟历史的总结。

孙权在刚刚进行一场激战之后即派徐详向曹操请降,虽然得到的反应并不积极,但此事已足以显示出,孙权在重新审视孙、曹、刘三者的关系。

恰好,也是在这一年,鲁肃去世了。鲁肃是江东集团内主张维持联盟最有力的 人物。建安十三年(208年),他主动促成孙刘结盟;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力主孙权巩固联盟;甚至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的那场危机中,仍试图以谈判解决危机;是后,依然悉心维护联盟关系。鲁肃认为,只要强大的曹操依然存在,就必须维护孙刘联盟。鲁肃去世,遂使脆弱的联盟失去一个重要的维系纽带。而变局向着不利于刘备的方向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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