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生活方式的选择情有可原,创作精神与佳作值得鉴赏

竹林七贤,生活方式的选择情有可原,创作精神与佳作值得鉴赏

竹林七贤,指的是我国三国魏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七位贤人的全称,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

竹林七贤们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情有可原的,但他们的创作精神与佳作很值得人们鉴赏。

一。奇特的生活方式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群体,他们这些文人墨客,为了回避当时的昏暗政局,采取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的不拘礼法、我行我素,有的逍遥山林、终身不仕,更有谈玄醉酒、长歌当哭的。

如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娶了曹操的曾孙女,他认为魏国是正统,只想永远忠诚于魏国。当司马氏控制了政权,最终取代魏国后,嵇康无法改变时局,不愿意做司马氏的官,也不愿意做曹魏的官,将来成为亡国之臣。于是他就隐居山林,靠打铁为生。

再如刘伶,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因为喝酒而出名的人。他曾经做了几天小官,但因为太耿直,不喜欢趋炎附势,而且提的意见太尖锐,还主张朝廷要无为而治。这自然被朝廷所不容,于是他很快被罢了官。罢官之后的刘伶对官场失去兴趣。整天沉浸在酒精的麻醉中。他是因为喝酒而出名的,但他不是个酒鬼。他体现了那个时期的人,所具有的超脱的,旷达的精神状态,也体现出了酒的文化,酒的风骨。

这种独立于世俗之外放浪不羁的生活,让“竹林七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创作出很多传世佳作。在古代历史上,“竹林七贤”是隐士的代表他们以远离官场,淡泊名利而被后人传诵。

二。文学创作特色与佳作

“竹林七贤”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它们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

七人都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如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山涛、王戎则虽好老庄但也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而他们在生活上则有其共同之处,即大多不拘礼法,清静无为,于是,他们经常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其作品共同都是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虚伪的。

但是,竹林七贤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嵇康、阮籍、刘伶等面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而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视。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则为人鄙视,他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并在晋武帝、晋惠帝两朝为官,甚至在八王之乱中,仍然能保留官职,不失其位,也许这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中大多人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后来迫使他们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避世隐居。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只能各散西东了。

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竹林七贤们的作品不能直抒其意,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创作手法,来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正是这点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具体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共有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蔽曲折地揭露了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了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

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则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想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很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都是传世的佳作。

总之,竹林七贤们生活方式的选择,是被当时社会乱象所迫,确实情有可原,但他们不畏强暴的气节值得我们称颂,他们流传后世的佳作可供人们品读鉴赏,用以提高我们的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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