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 _ 西周·利簋

武王伐纣 | 西周·利簋

国家博物馆展出位置: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 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名为利簋的青铜器,是国家禁止出国展出的64件珍贵文物之一。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上半部为圆形,侈口,鼓腹,两侧有两只兽形耳,兽形耳上还有垂珥,下半部为方形底座,造型庄重沉稳。

簋,流行于中国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饭食,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时期,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它也是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簋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

史书记载,古人在祭祀宴享之时,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君臣、贵贱得以清楚划分,充分体现出了商周时期严格的等极制度。

利簋腹及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面再以兽面纹装饰。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

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青铜簋的造型形式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青铜利簋便是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利簋造型庄重,纹饰精美,不仅体现出西周早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它也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重器。

利簋造型与商周时期其它的铜簋并无显著区别,纹饰也是商周青铜器的传统纹饰,但在专家眼中它确有着其它铜鼎无法比拟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与商朝灭亡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商朝灭亡的时间却很难确定。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40余种结论,最早时间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时间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竟达到112年,这给商周断代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周武王在牧野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从此周立而商灭。

这一改朝换代最重要的战役是哪一年展开的呢?商朝是哪一年灭亡的?利簋上的铭文恰恰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

利簋方座内底部有四行共计32字铭文。铭文字体扁长,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利簋铭文为: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 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据《史记》记载“甲子日,纣兵败”。那么,难道周武王真的就是于甲子那天在牧野大败商纣王的吗?

关于这个疑问,利簋中的铭文也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铭文中讲到:“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意思是说:周武王征伐商朝时,在一个吉利的甲子日清晨,出现木星上中天的天象,于是,武王战胜纣王并占有了他的国土和政权。

木星,古人习惯称其为“岁星”,与它有关的天象,一向被认为与战争有密切关系。当一个天体到达正南方天空,被称为上中天。中国古代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或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常会有天象观测的记录以及对这些记录的解释被保存下来。

在利簋中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战的时间,专家们也通过对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而它也是牧野之战这场著名战役的唯一见证。

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它不仅是目前所发现的一件西周最早的青铜器,而且是迄今发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最早一件珍贵文物。

青铜利簋见证了中国古代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既为我国西周历史、文化、军事等提供了真实的资料,也是中国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被誉为中国文物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

根据《国语》记载:“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晨在斗柄,星在天”,可推定为公元前1046年。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鹑火是东周的洛阳。

《竹书纪年》记载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27年。

《尸子》记载:“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木星)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 《荀子·儒效篇》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 《淮南子·兵略训》也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根据计算推算出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

《利簋》铭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早晨),岁鼎克昏辰,夙(日出)有商”,“岁鼎克昏”是指岁星、昏星(水星)位于金星的两侧,三星鼎足,可推断牧野之战是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6、7点钟。

《淮南子.兵略训》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根据公元1910年哈雷彗星的出现和回归地球的周期时间,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公元前1057年,哈雷彗星正好回归地球,其天象恰好与《淮南子兵略训》记载符合。

明代黄道周有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53年(戊子岁)。

黄宗羲的《历代甲子考》与《答朱康流论历代甲子书》记载武王克商发生在前1122年(己卯岁),并多次与朱朝瑛辩之。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

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江晓原结论,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清晨)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利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

释文译文大意是:

①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该释文为张政烺先生所做的释文)

②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的攻击,是在甲子日的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占有了商都。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黄怀信先生所作释文)

③周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日的早上举行岁祭,并进行贞卜,得到能克商的吉卜,把这一消息传闻官兵,士气大振。在第二天乙丑早上占有了商,辛未那天,周武王的军队在阑驻扎,上次右史利铜,利就用这些铜做檀公宝尊彝。(吴孙权先生所作释文)

对武王伐纣直接原因即文王死因的解读

1.摘自 刘毓庆:《文王之死献疑》,《晋阳学刊》1982年第3期,67-69页。

……其次再来看文王是否“寿终正寝”。这个问题极为复杂,我们先来看古籍中有关记载中的问题是多么令人疑感不解:

一、《无逸》篇说:“文主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古释“惟中身”为中年四十七岁受天命①。以上已证明文王受命在其少壮之时,非在中年,那么这里的“惟中身”三字应作何解?

二、《周本记》说: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古时诸侯,各有其国,非秦汉以降的大臣常在君王左右者。天子有德, 诸侯归之,天子无德,诸侯去之,纣何得随意执文王而囚之?

三、《左襄十一年传》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其时文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且一再出兵征伐商之与国,先后灭掉了密、邘、崇等国。其灭商之心,路人皆知,纣既囚之,为何不当即处死,竟在七年之后,又纵虎归山?

四、《伯夷传》记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屈子《天问》也说:“武发(武王)杀殷,何所悒(悁悒而不能久忍)?载尸集战,何所急?”文王倘若寿终正寝,武王为何不埋葬父尸,就急急忙忙地去伐商呢?

五、《周本纪》记武王伐纣,“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父传位于子,理所应当,武王为何不即王位,却要自称太子?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襄四年传》),武王伐纣为何却说是奉文王之命?而且为何还要将文王木主载到战车上?

六、《礼记·坊记》引《太誓》云:“予克纣,非予武,惟联文考无罪。纣克予,非联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太誓》是武王伐纣的誓师词,为何武王要反复辩说文王无罪?

七、《周书·克殷》记武王灭商,纣奔至鹿台之上,自焚而死,武王还不甘休,“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剑名),之以黄钺,折(斩纣之首)县(悬)诸太白(旗名)”,汤克夏,仅放逐夏桀而己,而一位“泽及枯骨”的慈善家的儿子,为何对君主痛恨到要戮其尸身?

……

文王被纣所囚一事,古籍言之甚多。但为何被囚,则诸说不一。《周本记》谓纣听信崇侯虎的谗言而囚文王,郑注《尚书》引《大传》则说:“文王三伐皆胜,纣始畏而恶之,拘于羑里。”《赵策》又云,纣醢鬼候、脯鄂候,由于文王对此不满,喟然而叹,故遭到株连。唯独《尚书大传》雅雨堂刊本说:“西伯既耆(黎),纣囚之牖里。”我以为《尚书大传》的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西伯耆”, 即指周文王伐黎之役,这是商周史上的一桩大事。周从太王始,就有灭商之心。文王即位后,便开始了战略进攻。“黎”则是他灭商的战略计划中最后的一举②(关于文王伐商的步骤,容待另详)。

……

文王被囚,对周人来说,实为大不幸,在《诗经·文王之什》中,文王之功,歌颂备详,唯独不言“勘黎”之事,因为这不是值得称扬的光彩事,故避而不谈。后儒又认为文王为一代圣王,当有一个好的下场,因此为他设计了多种“出狱”方案。《左襄十一年传》:“囚文王七年,诸候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尚书大传》“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殷本纪》:“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但以《左传》囚七年而释与《大传》《史记》受命七年而崩推之,所谓文王被释之年,恰是其所死之年。而且根据当时商周对立的形势推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灭商之心,路人皆知,纣既擒之,是不会轻意放走的,因此文王很可能是被纣直接害死的。如果这样的作出结论,则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现在让我们试答前面的问题吧。

“文王受命,惟中身”,乃周公对成王的私语,惟中身者,谓文王未能尽其天年也。

武王之所以“父死不葬”,匆匆伐商者,是因急于为父报仇,而且文王之尸未曾归国,武王也无法埋葬。

武王伐纣时自称“太子发”,是因为文王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交班。武王急于替父报仇,服丧伐纣,未及即位。直到伐商胜利,他方才正式改元称王。

武王之所以耍将文王木主载到战车上,是为了表示要完成父王没有完成的事业,也表示复仇的决心,以鼓励士气。

武王伐纣誓师,之所以一再说文王无罪,是因为文王为纣所杀,他的目的是表白文王伐黎与商无关,纣因此杀无罪的文王,是无道的行为。

武王之所以要把已死的纣王,碎尸枭首,是因为非此无以泄杀父之仇。周是带有浓厚的氏族意识的社会,而血族复仇则是氏族社会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大戴礼·曾子制言》说:“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武王对纣采取的残忍手段,正是氏族意识的反映。

2.摘自 王宁:《楚辞·天问》“梅伯”小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c4f8f10102y0at.html

《楚辞·天问》里有一问说:

“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

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翻译一下就是:为什么圣人的德行都是一样的,而结果却不一样?梅伯被剁成肉酱,箕子佯装疯狂。诗人的意思,梅伯和箕子都是古代的圣人,最终一个被醢,一个佯狂。箕子在先秦书里比较有名,不仅经典《尚书》、《周易》里有,诸子文献中也经常提到,《尚书·洪范》这一篇也是箕子对武王说的一番大道理,是个圣人没什么疑问。可是其中“梅伯”却非常奇怪,他有名无实,也就是只留下个名字和被杀的记录,并没有实际故事可考,……

笔者认为,关于“梅伯”的故事,是隐藏了一个周人讳莫如深的重要历史事件,就是文王之死。周代大部分文献记载中,文王曾经被纣囚在羑里,此后获释归周,而得善终。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中,通过对先秦一些文献记载的梳理研究之后指出,在文王受命七年的时候,曾经大举兴兵征伐殷商西北的黎国,又称耆国,这是殷商的西大门。为了抵御周人的进攻,商王纣举行了“黎之蒐”,也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击败了周人,俘虏了周文王把他囚禁在羑里,最终把他杀掉并菹醢其尸,因此周武王没得传位,在灭殷之前一直称“太子发”。文王之死对周人来说是奇耻大辱,故对此事讳莫如深,在记载中尽量回避,后来又编造了文王从羑里获释归周的故事予以弥缝。(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89-191页。)《太公金匮》、《帝王世纪》等书甚至还编造了是文王之子伯邑考被醢,也是为了转移文王被醢的舆论视线。刘毓庆先生在《文王之死献疑》一文中,也持相同的结论;王玉哲先生在《中华远古史》中赞成丁、刘两先生之说,并又做了一些补充论证,(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88-489页。)……

那么,《天问》里的受醢的“梅伯”应该就是“西伯”,为什么称“梅伯”呢?其实“梅”应该作“某”的,《说文解字》里说:“某,酸果也。”段玉裁注:“此是今梅子正字。”也就是“某”是“梅”的本字,《天问》本应是说“某伯受醢”,“某”、“梅”古今字同,故被写成了“梅伯”。因为西伯(文王)是周人的先王,也是周人心目中的圣人,屈原在写他被醢的时候不忍直呼为“西伯”,所以说成是“某伯”。就象《墨子·非儒下》里指责孔子的时候不欲直呼“孔子”或“孔丘”而称之为“孔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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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这么多,主要是为了引出一些地理和考古背景:

1.关于黎(耆)的地望

西周晚期的黎国墓地已经被发现,在山西长治黎城县,地处上党盆地东北部,扼守太行八陉中滏口陉(今309国道从涉县至武安段经过)的西口。此外,长治其他地方出土过几批商代青铜器。文王和武王两次讨伐黎也说明上党一带的战略地位在商周之际确实十分重要,与战国晚期秦赵对峙的形势相似。

“楷侯”(即黎侯)青铜壶铭文

2.关于周翦商、灭商的大致路径

按李零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先完整夺取“周板块”,以今宝鸡地区为核心,以“牧誓八国”为后方依托,北征犬戎、密须(甘肃灵台),东征丰、镐,占领整个关中地区。第二步,是夺取“夏板块”即传说中的夏人故地,平定舟(河南新郑)、鹿、崇(都在河南嵩县),于(河南沁阳)、耆(山西黎城)、石(河北鹿泉?)六国。第三步,是夺取“商板块”,即对商王畿形成合围之势,进行牧野决战。二次东征之后才彻底完成。

3.周灭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对政治秩序的重建:

……四个重要政治舞台的空间关系,即西边的关中、中间的晋南与洛阳、东方的河内,成为理解周人历史观的基石。从周人的关中视角来看,这四个地理单元呈现出时空倒置的排列次序——年代越早的政权,距离关中越近,时间越近的政权,地理位置越远:陶寺与石峁,位于关中的近东和正北;二里头位于更东部的洛阳盆地。殷墟最远,位于周原东方近千公里之遥的河内。这个大约有一千年时间纵深,一千公里空间跨度的时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周人如何运用过去的知识营建其政权的正当性。……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记忆为号召重建了晋南和洛阳社会,并因此恢复和巩固了中原中心的政治秩序。

……虽然殷商时代距离龙山时代已历时千年,祖先的事迹与世系是古代贵族社会的基石。高地龙山到二里头社会的政治遗产是周人与其高地盟友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周人不需要从一个历史的真空中发明一个早于商王朝的强大政权——过去的知识仍在山川形胜、典籍文物、传说故事中传续。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知识为基础,营建其以王朝兴替为前提的天命观。

(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金陵读书·典籍里的中国】武王伐纣:《尚书》之“周书”(20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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