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的九州本只是理想化格局,秦朝统一后却变成行政区划的背景

《禹贡》的九州本只是理想化格局,秦朝统一后却变成行政区划的背景

《禹贡》的内容实分为三部分:

一是九州的分划,二是导山导水,三是五服制。所谓九州,是以名山大川为标志,划分天下为九个区域,取名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所谓五服,则是以王都四面五百里为甸服,而后每隔五百里往外增加一个圈层,形成甸、侯、宾、要、荒五服的圈层结构。九州与五服体现了两种有截然分别的地理区划体系。

依现代的眼光看来,九州制大致是以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为表征的政治地理区划,五服制则是理想的政治地理格局。

九州制在当时是一种新思维

但又是未曾实行过的制度。以名山大川作为标志来为天下划分地理区域

是农业社会的天然思路

因此各州内部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由《禹贡》详载各州的土壤与植被体现出来

以这种同一性为基础划分区域

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

《禹贡》没有点明的另两个自然环境的参数是降水与气温

在当时

这两个指标不可能量化

只能通过植被来表现。

所以九州是一种自然地理区划。与此同时

九州又是经济地理区划,因为各州的物产与到达王都的交通路线

《禹贡》都详细备载。

但在自然与经济因素背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政治。西周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天子不直辖王畿以外的地方

而以国与家的分层封建的形态

由诸侯与大夫治理地方。

诸侯对于天子的义务有三项

即朝觐、进贡与助征伐。因而进贡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行为

以贡道的不同为九州的区别

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区域的划分。

九州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未受到重视

那就是九州的分布是南三、北六。南方地域虽然辽阔

但只有扬、荆、梁三州;北方却有六州

如兖、豫、青、徐四州地域都很狭小。

这一方面表明北方经济开发程度较高

另一方面还因为北方政治单位比南方多得多。南方只有吴、越、楚三个诸侯国以及巴、蜀等小国

而北方却是列国林立

以是划分政治区域时必然要南方稀、北方密。

因此九州制可以看作是以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为表征的政治地理格局。

但是又不能将九州视为行政区划

因为行政区划产生的前提是中央与地方有行政统辖关系

而在西周及春秋初期

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只存在如上所述的政治关系。

中央与地方间的行政关系要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演变才得以形成

其表征就是郡县制。

在郡县制产生以前

是无所谓行政区划的。先秦人对九州制的设计特别感兴趣

传世文献《吕氏春秋·有始览》、《周礼·职方》与《尔雅·释地》都有自己的九州方案

最近出土的楚简《容成氏》也有九州的分划

也许当时这是一个热门话题

《禹贡》只是其中最合适、最科学的一种而已。

五服制则是旧套路

所谓“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是指不同地位、不同功能的地区

以五百里为宽度

依次向外排列:甸服

作为中心统治区

在空间上同样处于核心地位;其外是侯服、绥服、要服;最外者荒服

就是蛮荒之区了。

禹贡九州图

五服制正是封建制的理想化

从中心统治区向外围水波纹似的推开去

正和“商郊牧野”和国野制度的圈层型结构——城外是郊

郊外是牧

牧外是野相似

这是过去现实制度的反映。《周礼》中所谓九服制

性质也与此相同。

虽然现实社会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方方正正的、圈层严格分明的政治实体,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地理格局

但却不是没有事实作依据的。

圈层状的地理结构最远可溯源至原始社会的部落分布形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提到印第安人部落的特征时说:

“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

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与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

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这种地带与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

与恺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

这里所述就是在部落核心居住区外有一层猎捕圈

再往外还有一个中立缓冲圈。

中国古代社会也有同样的地域结构

在商王朝末年

这种结构形态依然明显。

《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

这里的商就是大邑商

即商之都城朝歌

郊、牧、野则是城外的三重圈层

郊外是牧

牧外是野。其后仍有较明确的圈层制

《逸周书·王会》载:“方千里之内为比服

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

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这是比较简单的三层制。

而《国语·周语》则扩大到了五层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

侯卫宾服

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

要服者贡

荒服者王。日祭

月祀

时享

岁贡

终王。

《禹贡》则进一步

在每一服中还分为两到五个更细化的圈层

如在侯服里又有“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诸侯”的区别。但圈层的设计并没有止于《禹贡》

《周礼·职方》描写了一种更为细化繁琐的九层模式

即王畿、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如果说《禹贡》的五服制是理想化的格局

那么《职方》的九服制迹近于纸面上的游戏了。在王权思想指导下产生各种政治地理思维是很正常的

九州制与五服制不过是两种典型的代表而已。

一般人都推崇九州制的高明

而以五服制为虚妄

甚而认为五服制是《禹贡》的赘疣。

其实《禹贡》将两种不同的政治地理思维放在同一著作中正表明作者的高明

因为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出现以后

两种政治地理格局都在不同的情势下出现。

九州制是后世的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与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职能方面的思想资源

而方方正正的圈层格局虽然没有出现

简化了的圈层却一直体现在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区与内地的关系上。

从秦汉时期的边郡与内郡到唐代的边州与内地诸州

都基本上是这个模式。

因此五服制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理想关系

而九州制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如何进行政治分区以实行管理的实际体制

或者说是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的一种地理体现。

我们既然称五服制为圈层式结构

亦不妨称九州制为分块式结构。

秦汉以降

这两种结构一直是政治地理格局的两种基本形态

以迄于近现代。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

伪托为夏朝大禹所著

被收入五经之一的《尚书》之中。由于《尚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所以《禹贡》所载大禹划分九州的故事

历来被奉为信史

并把九州当成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五·四以来的研究已经证明《禹贡》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作品

九州是当时人统一意识和地理知识的产物。

九州制代表着一种新知识。它以重要山川为标志

将当时的天下划为九个区域

即:

(1)“济

河惟兖州”。

济是济水

河指东河

即古黄河下游。济水已湮没

其下游略当今小清河。古黄河下游自今河南延津县北

东至浚县大伾山西折而北

又东北行

经河北广平、河间、文安

又东至天津入海。古济水和古黄河之间的冲积平原就称兖州。

九州示意图

(2)“海、岱惟青州”。

海即渤海

岱即泰山。泰山以东至海为青州

包括今辽东、山东两半岛。

(3)“海、岱及淮惟徐州”。

海即黄海,淮即淮河。泰山以南至淮河、以东至黄河的淮海平原

是徐州的范围。

(4)“淮、海惟扬州”。

淮水以南、大海以西的地域是扬州

包括长江三角洲、鄱阳湖盆地和江南丘陵几种不同的地貌。

(5)“荆及衡阳惟荆州”。

荆即荆山

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衡即衡山

在今湖南省。从荆山至衡山之南的云梦平原及山地丘陵属荆州。

(6)“荆、河惟豫州”。

河指南河

即黄河在今河南省境内的一段。荆山以北到南河为豫州

由黄河冲积平原、豫西山地和南阳盆地所组成。

(7)“华阳、黑水惟梁州”。

华即华山。黑水历来聚讼不休

若以汉人的眼光

黑水当即周水

即今怒江

西汉在昆明立黑水祠

就是奉祀这条水道。华山以南、怒江以东地区

即汉中、四川盆地为梁州。

(8)“黑水、西河惟雍州”。

此处黑水亦不明

或以为即甘肃之张掖河

西河指陕西与山西之间的一段黄河。西河以西的黄土高原区被称为雍州。

(9)冀州。

这一州被认为是帝都所在

其范围《禹贡》没有说明

但除去上述八州的地域

冀州应在“两河之间”

即河东和西河之间的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

可以看出

各州的分划是和自然区划的主要线条相一致的。

秦岭一淮河一线的重要性在这里已被注意到

徐州与扬州即以淮河为界。雍州与梁州之界虽未说明

但明显以秦岭中分

华山即在秦岭的东端

荆山是豫州与荆州的分野

正在淮河西向的延长线上。

所以九州之中

扬、荆、梁三州在秦岭一淮河一线以南

十分明确

这三州正相当于前述东部季风区中的华中自然地区。青、徐、兖、豫、冀、雍六州在北

相当于华北自然地区。

北方各州界限分明

州域较小;南方各州界限不清

州域辽阔

说明中原地区开发深入

人口密集

而南方尚属新开发地区。例如关于梁州的知识

显然是战国后期秦并巴蜀以后才获得的。《禹贡》九州的四至只有东界大海最为明确

北界和南界均未明言

但可以推测

其时北界达长城一线

已尽季风区的北限

南界至多只到南岭

岭南是秦朝的新版图。西北界虽已知有弱水

但战国、秦代的西北疆界只达兰州一带

到汉武帝时才越河水而建河西四郡

占有今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西部。这一地区是西北干旱区中的阿拉善荒漠区

本来是月氏人的游牧区

后来入匈奴人之手

最后被汉人改造为农耕区。

在九州的区域中

《禹贡》作者记述了各州的山川地理、矿产、田亩赋税等级

物产及手工业品

进贡的交通路线。

其中尤有特色的是各州的土壤和植被

如扬州是“厥草惟夭

厥木惟乔

厥土惟涂泥”。夭形容花草盛美

乔指树木高大状

涂泥指湿润的土壤。又如梁州“厥土青黎”

雍州“厥土黄壤”

分别指无石灰性的冲积土和淡栗钙土。由此可见九州的划分是以地貌和气候为基本依据

?再参以土壤和植被两个重要因素的自然地理区划。

九州的划分表明了战国时期人们普遍向往统一的思想

所以将天下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区划。

这种思想在当时十分流行

所以九州说并不只《禹贡》一家

今天留下来的记载

至少还有另外三家

那就是《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和《尔雅·释地》。

《职方》的九州分划标志与《禹贡》不同

它以地理方位为主

再辅以河水为坐标

即“东南曰扬州

正南曰荆州

河南曰豫州

正东曰青州

河东曰兖州

正西曰雍州

东北曰幽州

河内曰冀州

正北曰并州。”各州界限更加模糊

与《禹贡》相较

冀州分出幽、并两州

梁州合于雍州

徐州并入青州。

这或者表明《禹贡》是西北人士所著

所以明了雍、梁之别。《职方》是中原学者所写

所以将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分划为并、冀两州

将战国晚期拓地到辽东的燕国疆域称为幽州。

《尔雅》列于十三经之末

《吕氏春秋》属于子书

其九州之分划不太受重视。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

综合《禹贡》与《周礼》两种九州制

去其同

存其异

合为十一州

但改雍为凉

改梁为益

又在岭南置交趾

从幽州北部分出朔方部

组成十三州刺史部。交趾部相当于华南热带湿润地区

朔方部略似于干旱区中的鄂尔多斯高原草原区

所以十三州部的分划也大致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但这已是后话。

《禹贡》的九州分划还仅是一种设想

到秦代真正统一天下之后

自然地理区域就成为行政区划的真实背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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