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札记__ 三星堆遗址背后的神秘古蜀国

考古札记|| 三星堆遗址背后的神秘古蜀国

近日,

神秘的三星堆遗址

一次又一次给人们带来了惊喜!

3号坑提取的青铜兽面正式亮相,

通高115厘米的青铜顶尊人像也露出真容,

4号坑的中部发现一件凹刃玉凿,

8号坑最新出土一件金面具残片

……

这些奇特怪异的文物,

再次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神秘。

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出,

古蜀文明不同于中原文明,

但却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蜀人和古蜀文明,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本期推出的是,

历史学者李琳之撰写的文章:

三星堆遗址背后的神秘古蜀国

▲三星堆出土凹刃玉凿

▲8号坑出土的金面具

四川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古蜀国。“蜀”在商王帝乙之前的甲骨文中就屡有出现,迄今已发现有相关卜辞50余条(含残辞),其中武丁时期有48条,廪辛、康丁时期有3条。武丁时期带有“蜀”的卜辞,主要表达的内容有四项:

一是记载了蜀人“页王事”,就是蜀人为商王做事,说明古蜀人早在武丁时期就归附了商王朝。卜辞显示,古蜀国首领人物在商王朝中大都身居要职,而且地位颇高。因为能被商王关心而卜问的人,一般都是臣服于商的各氏族或方国的首领一类。

二是记载了蜀人保护商王、警卫王畿的一些军事事件和其他相关内容。其中有三条卜辞联系起来显示:甲寅这一天卜问,从蜀征调人是否吉利?甲寅至丁卯共14天,可能是从蜀征调攻伐缶的人员还没有到达或没有到全,所以14天二月丁卯这天又卜问,从蜀调来的兵员伐缶能否取胜?并连卜两次,都是吉兆。过14天后到庚辰这天,商王又再一次占卜了伐缶之事。

“缶”是一个居地在今晋南永济西北一带的方国,因常与商王朝为敌而屡被商王征讨。由此可知,从商王准备派人伐缶到从蜀征调兵员,这些被征调兵员再从蜀长途跋涉至缶地,大概需要28天的时间。

▲甲骨文中的“蜀”字

三是记载了商王武丁为祈求蜀国的农业能有好收成而占卜的事情。能让商王关心到一次又一次地为其年景卜问祈祷,说明蜀在商王朝附属国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四是卜问到蜀国,或在蜀国逗留是凶兆还是吉兆。这一类卜辞大都发现于武丁后期,大约有12条,说明两国来往频繁,关系密切。

武乙、文丁时期3条卜辞记载的内容同武丁后期类似,也主要是占问商人到蜀国停留之事。武丁后期至武乙、文丁时期,商人到蜀国如此频繁,意味着商王朝很有可能派人在蜀国担任了一些重要的官职。

陕西周原周文王时期的甲骨文也发现有“伐蜀”“克蜀”字样。说明周文王麾下的周人曾经讨伐,并最终征服了蜀国。

从文献记载看,最早提到“蜀”的是《尚书》,牧野之战中作为周武王伐商的八国同盟军中,就有蜀国。西汉末年蜀郡成都人扬雄所著《蜀王本纪》和东晋蜀郡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对“蜀”更有详细的记载。但遗憾的是,《蜀王本纪》已经失传,现在能看到的是北宋时期《太平御览》的片段辑录。

《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记载,蜀王的祖先名叫蚕丛,其后为柏濩,再往后名为鱼凫,三个时期各持续有数百年,最后都修化成神,“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后来有一男子名叫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统辖着汶山下的邑郫一带。望帝统治有100余年。荆地有一人名叫鳖灵,杜宇先是提拔他做了相国,后来杜宇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就效法尧舜禅让,把国家交给鳖灵治理,自己飘然离去。鳖灵即位,号为开明奇帝,“生卢保,亦号开明……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后徙治成都。”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颛顼帝曾封其支庶于蜀,世代为侯伯。历夏、商、周三代,还参与了武王伐纣。“蜀侯蚕丛,纵目,始称王。”死后,用石棺石椁装殓,国人遵嘱办理,所以,后来的人们就以石棺椁为纵目人的坟冢。蜀国第二任王名叫柏灌,第三任王名叫鱼凫。鱼凫曾耕猎于湔山,忽得仙道,升天而去,蜀人思念鱼凫,就为他立了祠庙。后来又有王叫杜宇,迁徙到郫邑、瞿上,郫邑即今彭州市北,瞿上在今成都市郫都区一带。“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杜宇的相国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杜宇可能觉得开明比自己贤能,于是就禅位于开明。“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开明王后来又迁徙到了成都。大约在周慎王五年时,开明氏亡国。开明氏作为蜀王传承有12代。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

《华阳国志》所说“世为侯伯”,历夏、商、周三代,实际上就是《蜀王本纪》所记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按武家璧先生说法可称为古先蜀,后来的“杜宇—开明”两朝可称为古后蜀。古后蜀从两周交接之际延续至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为秦大将司马错所灭。

古蜀人在四川留下了很多与鱼或鱼凫有关的地名,如乐山县鱼涪津、彭山县鱼凫津、南溪县鱼符津、永宁县鱼凫关、温江和灌县的鱼凫城、奉节县的鱼復城等,这些都是文献记载的“故鱼国”旧址。“鱼凫”不仅仅是指捕鱼的鱼鹰,也指捕鱼的渔梁。鱼或鱼凫极有可能是古蜀鱼凫族人的图腾,而这些地名就是鱼凫族人图腾记忆的孑遗。鱼凫又作鱼妇、鱼符、鱼涪、鱼腹、鱼复等。《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互人之国,为人面鱼身,有鱼偏枯,名曰鱼妇。”与此暗合。

蜀王柏灌,或许就是《山海经》所记不死羽民“伯鹳”。鹳字金文,是带花冠的鸟,作观望状。“此鸟劲捷,虽羿亦不敢射也。”也就是说,鹳鸟是柏灌族人的图腾。

▲三星堆所出青铜鸟头

蚕丛、柏濩和鱼凫,最后都修化成神,“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表明这是一个神权占主导地位的古国,即所谓神国。神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兵器竖立当作一种习俗,而不是作为武器使用,其制度是神道设教,就是以神为最高主宰,以事神、拜神、修炼成神作为宗旨,其政权之牢固虽可“与天地存久”,但这种神权国家,由于没有军队,或军队不是主导力量,很难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

武丁及其以后,古蜀之所以屈服于商王朝,当与其武装力量薄弱,难以抵挡商王朝的强势入侵有关。

古蜀国作为“神化”国家,“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最大规模的一次“神化”是鱼凫王“田于湔山得仙”,全体蜀民随鱼凫王“神化”而去,此后经历一段很长的空白时期,导致古蜀国历史断裂。直至杜宇自立为蜀王,才有了“化民往往复出”这一景观。这段空白期约自西周初至春秋时期。蜀王“神化”之前将宗庙祭器悉数瘗埋,可能就是著名的“三星堆祭祀坑”形成的原因。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因遗址边上一片叫做月亮湾的月牙形土地旁边分布有三个土堆,像三排星星排列起来一样,乡人遂称之为三星堆。三星堆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的年代在新石器晚期,第二期大致在夏至商早期,第三期在商代中期或略晚,第四期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星堆遗址区

三星堆遗址是1929年被当地一名叫燕道成的农民在清理自家院墙外水沟时发现的。当时,燕道成只发掘出一些玉器和石器。他将这些文物大部分捐给了华西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前身),将一小部分当作礼品馈赠给了亲朋好友,有的甚至因此流传到了国外。

1932年(也有说是1933年或者1934年)春天,由华西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林铭钧率领考古队首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发掘,出土了陶器、玉器、石器等共600余件器物,其中玉器有玉珠、玉刀、玉凿、玉剑等。

1950年代以来,文物部门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试掘;1960~1970年代以及1980~1984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也先后对三星堆遗址遗址进行了发掘,由于当时各种条件限制,收获并不是很大。

惊喜来自于1986年。专家、学者结合以前发掘获得的资料,对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连续进行了六次发掘,清理出了由土坯垒成的古城墙遗址。东城墙长约1090米,南长城墙长约1150米,西城墙长约650米。由于是残遗,原来的城墙实际可能更长一些。城址内发现有房址、祭祀坑、作坊遗址和墓葬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1号和2号两个祭祀坑中发掘出了大批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和象牙器等。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新发现6座“祭祀坑”,目前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2000余件。此次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与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都分布在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还分布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圆形小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

这次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的形制与方向,同1986年发掘的1、2号坑相似,出土文物也大同小异。考古团队在4号坑的灰烬层面和3号坑的青铜器表面还发现了丝绸的遗迹。在早中国时代,最高级的丝绸大都用于祭祀等隆重场合。5号“祭祀坑”清理出多件金器和数量众多的带孔圆形的黄金饰片、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初步判断,这些金片、玉器与黄金面具是有规律的缀合,系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器物。对4号祭祀坑进行最新碳十四测定表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相当于晚商至西周初年。

1号祭祀坑是个长4米、底宽2.8米的长方形土坑,里面出土了各类器物420件,其中铜器就有178件,有人头像、跪坐人像、面具、人面像、龙柱形器、虎形器、虎形饰、戈等,与铜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金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大量的象牙、海贝、骨渣等。这些器物,尤其是铜器,大都有火烧的痕迹。

2号祭祀坑也是个长方形土坑,长5米,底宽2米,出土各类器物1300件,其中铜器有735件。除了一些器物和1号坑雷同外,铜器还有立人像、兽面具、眼形器、眼泡形器、太阳形器、神树、神坛、神殿等。令人惊讶的是,2号坑同1号坑一样,很多器物也都有火烧过的痕迹。像那些散堆着的骨渣和象牙,都被烧得发了白,好多铜头像的颈部都因火烧熔化并向上翻卷起来,有些小型铜器甚至因烧化而紧紧地黏在了一起。

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和青铜神树疑似被瘗埋者砸烂后才瘗埋——青铜大立人像上下断成了两截,而青铜神树上的各种装饰配件,诸如树叶、太阳神鸟等装饰配件溅落得四处都是。另外还有不少面具也被砸成了一堆烂铜,其中有一些经过火烧后已经熔化得不成样子。

考古人员在对两个祭祀坑的器物摆放位置进行观察以后发现,1号坑中大部分器物堆叠在坑南端,玉戈、玉璋等外形较大的玉石器分布在坑东处。像玉凿、玉锛、玉斧等形体较小的一类玉、石器则堆放在坑的西角。青铜人头像、人面像分布在坑中部到西北一线,而铜器则混杂于骨渣之中。

2号坑的器物摆放情况与1号坑大同小异,很明显地分成了三层:上层是排列整齐的60根象牙,象牙之下是大中型青铜器,下层是诸多的小型青铜器和各色饰件及一些玉器。

显然,瘗埋者在瘗埋这些器物之前,先对这些器物进行了砸打和焚烧,然后按照相关礼节程序,分类摆放后,才开始瘗埋。器物过火,极有可能是甲骨文所提到的“燎祭”,即将祭祀物品放在柴堆上焚烧。两个坑中的骨渣残骸,经鉴定均为大型动物,没有人骨,基本符合甲骨卜辞所记 “卯牛”“卯羊”一类祭祀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器物大都是礼器一类,专用于祭祀,因此可以确定这是古蜀先人祭天祀神的一种特殊礼仪。

▲1号青铜神树

2号坑共出有6棵青铜神树,2大4小,其中最大的1号神树通高达3.96米,树干高3.84米。神树由底座、树干和飞龙组成。神树的底座是圆锥形,绘有太阳和云雾的图案,应该是象征高耸的神山;神山顶上就是树干。树干上“长”出来的树枝,由上而下共分三层。每根树枝上都饰有花果和神鸟。树旁还有一条马面飞龙正张牙舞爪,俯冲而下。这会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山海经》神话中的昆仑、扶桑、若木和建木。在这个神话中,太阳每天以金乌形象出现,沿扶桑升起,傍晚再沿若木下降,进入羽渊和黄泉,从地底绕回扶桑,第二天再从扶桑冉冉升起。在另外一则《山海经》神话中,昆仑是作为天地之中柱出现的,建木就是长在昆仑之上的神树,人间的帝王就是通过攀援若木上天,来领受天帝旨意统治人间。神树的树枝由上而下共分三层,可能还意味着华夏神话中的神域、人间和地域三重境界,每根树枝顶端都饰有花果和神鸟,表达的正是天庭仙果飘香、神鸟歙忽的仙境情景。

三星堆几乎每件遗物及其有秩序的摆放,都散发着浓厚的宗教气息,无一不反映着上述文献所记古蜀国作为神国所特有的神秘状态。2号祭祀坑出土了铸有大小两种不同青铜人像的神坛,大者手握一瑞枝祥草,小者手持前端呈禾芽状的玉璋。最高大者,连同基座高2.62米,重180公斤。该立人像体形细长,头戴一顶兽面纹冠冕,兽面的眉心有一象征太阳的圆形装饰。太阳常被古人喻为天眼,兽面双目与太阳图像同在,或可称为“天目冠”。腿部带有脚镯,赤足站立在一个由四个龙头支撑的方形底座上。

▲2号祭祀坑出土的最高大青铜人像

立人像身着龙纹左衽长襟,双臂环抱在胸前,双手中空,呈持物状,身穿衮衣,完全是一副通天彻地的王者和宗教领袖姿态。小人像有多尊,均为跪坐。其中典型的一尊,通高仅13.3厘米。该人像“头戴平顶双角冠,左腿弯曲,右腿单膝跪地,手按腹部,很像是在恭恭敬敬地向青铜大立人跪报”。

这些大小不同、姿态各异的青铜人像,隐隐给我们透露出了古蜀国一丝信息:这是一个存在着严格等级制度的神权社会。古蜀王在古蜀国拥有超群拔俗的地位,是集神权、王权和军权于一身的“超人”,他高高在上,而其他人只能是匍匐在他身旁服务于他的奴仆。

在三星堆1号和2号坑中,还出土了包括金杖、金面罩、金虎、金叶、金璋、金带等在内的上百件金器。这些金器数量多,形体大,制作也十分精美,可见古蜀人对金矿的冶炼、制作和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黄金文化”。

在所有的黄金制品中,最富有特色的就1号坑出土的金杖。这根金杖长143 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500克,系用纯金捶打成金皮之后包卷木仗而成。不过由于经过了3000多个岁月的涤荡,内芯的木棒已经腐朽碳化,只留下了被压扁变形的金皮,向人们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但令人惊喜的是,这根只剩外面金皮的权杖上端约46厘米处还铸刻有三组清晰可辨的图案:上面两组是两只羽箭穿过鸟和鱼,下面一组是前后两个对称的头戴王冠的人头。

▲1号坑出土的金杖

前已述及,鹳鸟是柏灌族人的图腾,所以,这副图案的寓意显然就是伯鹳射鱼的意思:柏灌族和鱼凫族政权交替之时,柏灌族在某一次战争中战胜了鱼凫族,或者说是柏灌族为战胜来犯的鱼凫族,特意在这枚象征至高神权的金杖上铸刻了伯鹳射鱼图案,以鼓舞士气。另外,《淮南子·时则训》说:“季冬之月……命渔师治渔,天子亲往射鱼,以荐寝庙。”国君射鱼一般用作宗庙祭品,射鱼要在渔梁上进行。这根金杖实际上就是一柄标志着王权、神权和经济、社会财富垄断之权的权杖,为古蜀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

1号坑从坑内器物年代观察,相当于盘庚至武丁早期,因此,1号祭祀坑很可能就是柏灌王时期的祭祀遗存和器物坑。

2号祭祀坑,从坑内器物年代观察,相当于武丁后期至西周早期,与新发掘的4号坑属于同一个时代,应该是鱼凫王时期的祭祀遗存和器物坑。坑内出土了三件蜀王蚕丛“目纵”青铜人面像。所谓目纵,是指眼睛如圆柱一样从眼眶中突出。其中略小的一件,宽77.4厘米,眼柱突出眼眶竟有9厘米,鼻梁上方还有1根高达68.1厘米的装饰物,整体高达82.5厘米。蚕丛之所以“目纵”,可能和他原来居住在岷山上游的汶山郡有关。此地水土严重缺碘,很容易导致人罹患眼球向外凸出的甲亢病症。所以,有专家推测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于是便有了“目纵”的形象。

▲2号坑出土的“目纵”青铜人面像

武家璧先生的研究表明,古先蜀与后蜀之间出现的空白期就是《蜀王本纪》所谓的“神化”期,即世俗社会宗教化,世俗政权隐入山中,完全蜕变为宗教神国,全体国民“化”为教民。古先蜀三代王蚕丛、柏灌和鱼凫都曾“神化”,前两代“神化”之后,都有新蜀王继续统治没有“随王化去”的蜀民,但最后一代鱼凫王“神化”规模空前,化民甚众,以至于数百年都未能产生新的蜀王。

“神化”就意味着鱼凫人在人世间的生活结束,意味着同过去得有个了断。推测上述祭祀坑所出遗物,除了极个别是原来的生活用品外,绝大多数如神像、青铜和玉石礼器等,原本都供奉在三星堆古城的宗庙之内。从1号坑中的器物观察,年代最早的是玉璋、玉戈等,可以早到二里头夏文化时期;青铜器可以早到早商前期,晚的也在晚商早期,这意味着这些器物是长期存放在宗庙中的礼器。

宗庙祭祀既然到此终止,为防止世俗对神明的亵渎和破坏,就必须对宗庙祭器进行瘗埋。瘗埋之前举行了最后一次燎祭,实际就是毁器。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几个祭祀坑中的器物大都有火烧或砸打痕迹的原因。

前述蜀王蚕丛至鱼凫都是在湔山“神化成仙”的。湔山就是位于今成都平原西缘的茶坪山,实系龙门山、玉垒山连体,乃湔江发源之处。湔江是沱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自彭州关口以上称湔江,以下进入平原分为“湔江九河”,包括流经三星堆古城北的鸭子河、穿城而过的马牧河等。

▲茶坪山今日风光

湔江发源地茶坪山,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现在依然还被乡人称为“神仙岭”。据考察,鱼凫王前往湔山神化的路线大致为:从三星堆遗址出发,自东而西沿今鸭子河—马牧河—小石河到达关口,由此穿越两山夹江的天彭阙,然后从南向北沿湔江到达龙门山麓,再自西南向东北进入龙门山以东宽阔的湔江河谷,最后溯流而上,攀援至海拔高达4700余米的目的地——神仙岭。

处于中转站的今彭县天彭阙,因两山相对,地形险要,遂成为鱼凫王“升仙路”东西—南北向的转折点,是所谓人间与鬼神世界的分界线。龙门山东的河谷是“化民”们赖以生存的渔猎采集区域,而高山峻岭则是修身成仙的理想场所。

鱼凫国王率领国民进入湔山“神化”以后,留下了一部分鱼凫人向东迁徙,在成都地区形成了具有三星堆文化明显特征的十二桥文化;还有一部分往北经陕西汉中城固进入今陕西宝鸡地区,在西周时期建立了国——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发现有西周国墓地,铭文“ ”从弓、从鱼,就是射鱼的意思,另外,还发现有与三星堆近似的青铜立人像,暗示二者有渊源关系。

▲国墓地出土青铜鱼尊

城固出土了一件属于晚商时期的青铜三角援戈,这种外表呈等腰三角形的援戈,又被称为“蜀戈”,多分布于蜀地及汉中等地区,尤其以蜀地为多,在中原极为罕见。这或许正是周文王“伐蜀”“克蜀”,古先蜀人臣服于周后,双方进行交流的物质遗存。其中可能包含着大量的古先蜀人向北迁徙的文化信息。

古先蜀鱼凫国“神化”消失后,鱼凫遗民能北上建立 国,大概正是受了这部分先民迁徙的影响。西周 国位于秦蜀古道“陈仓道”北端,而城固正好位于古道枢纽位置,所以,西周 国大概率是三星堆古国遗民经城固迁徙后所建成。

▲城固出土的青铜三角援戈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观察,早期三星堆文化除继承了当地宝墩文化因素外,还吸纳了大量的其他外来文化因素,如中原夏商文化、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晚期文化和陕北石峁文化等。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时,在3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件高达1.15米的双手顶尊铜人像。过去也出土过类似的铜像,可能因形体小不起眼,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件顶尊铜人像表现的是祭祀场景中的祭祀者形象。头顶青铜尊这样的珍贵器物并以此作为祭祀礼器,体现出来出来的是夏商文化礼制。三星堆1、2号祭祀坑中也出土过与中原青铜器制作技术及形制相类的青铜尊,还有与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相似的镶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等,说明中原青铜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同上述青铜神树等所表现出来的《山海经》神话内容等中原传统文化内容也较为一致。

三星堆2号坑中还发现了9件青铜兽面像,均为长眉直鼻,眼珠硕大,嘴巴阔长,头侧长角,耳朵尖而下垂,看上去就像令人恐怖的野兽。专家推测,这是古蜀人通灵祈祷“傩舞”时所戴面具。面具在古时被称为“魌头”,《周礼·夏官》中就有“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以索室驱疫”的记载。祭祀时使用面具通灵祈祷是中原传统。三星堆中的人面和兽面像,显然也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所致。

▲2号坑所出青铜兽面像

三星堆人像的众多特征,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玉人头上也有非常多的发现,尤其是耳朵等具体特征与石家河文化玉人头、石峁文化石雕人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所表达的都是神祖的意思。

三星堆文化中或许还蕴藏着一些中亚、西亚文明因素。成都平原地处中西文化交流要冲之地,汉代张骞“凿通西域”的背景就是因为发现了从蜀地贩卖到印度、中亚一带的蜀布、枸酱、邛竹杖一类特产,才导致了汉武帝开拓“丝绸之路”的壮举。何况,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由西亚、中亚引领的青铜文化浪潮就通过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传入了中原,所以,紧邻新疆地区的古蜀成都平原与外域的这种交流沟通应该早就存在了,只是目前的考古资料,还不足以形成这种文化传播交流的链条证据。

三星堆文化最初在成都平原仅分布于中心遗址三星堆周围,基本不出沱江流域。之后向南扩张,至三期即商代中期或略晚时已分布至岷江流域的成都市区,但遗址数量较少。到四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时分布范围略有扩大,遗址数量也有显著增加,并且呈现出三星堆和成都两个中心。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狭小,说明其青铜金器制造技术虽然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同商周比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它先后臣服于商、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

公元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衰亡后,相隔五六百年,江汉地区在早商时期再次进人了繁荣期。早商人群的大规模进入促成了武汉盘龙城早商青铜文化中心的崛起。早商文化由此对包括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在内的长江中上游地区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公元前2500~前1700年宝墩文化时期,四川盆地不见任何有关铜器铸造的迹象。虽然在三星堆文化中期阶段发现有可能与二里头夏文化存在一定关系的铜牌饰,却基本不见同时期的其他铜器,可以认为当时青铜文化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向东方扩展,在江汉平原与扩张至此的早商文化势力相遇,后在接受早商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于晚商时期达到了其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

参考资料:

1.陈全方:《陕西歧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版。

2.周原甲骨 H11:68、H11:97。

3.孟世凯:《商朝》(文明的历程丛书/李学勤主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4.《甲骨文合集》6858,6859,6860~6863,6864。

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

6.(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州郡部一二》。

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8.武家璧:《古蜀的“神化”与三星堆祭祀坑》,《四川文物》2021 年第1期。

9.(西汉)司马迁著,张大可译:《史记》(白话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0.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1.王家祐、李远国:《三星堆文化拾零》,《四川文化》1997年第5期。

12.(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1987年底10期。

14.施劲松:《三星堆遗址》,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年版。

15.杨雪梅等:《神秘三星堆 考古再解谜》,《人民日报》2021年3月22日。

16.许倩、刘海波:《神秘三星堆“再惊天下”》,《人民资讯》2020年3月21日。

17.《对话施劲松:三星堆文化将进入新阶段》,《中国报道》2021年4月刊。

18.施劲松:《三星堆一号坑铜器群》,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年版。

19.李思达:《纵目头像与黄金权杖:有个性的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7月号(上)。

20.郭世谦:《山海经考释》,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21.王仁湘:《古蜀人的艺术创造力》,《人民日报》2021年4月17日。

22.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9页。

23.刘亭亭:《三星堆,掀起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海南日报》2020年3月2日。

24. 赵晓霞、王珏、王明峰:《“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活动举办》,《人民日报》 2021年5月30日。

25.卢连成、胡智生主编:《宝鸡 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6.印群:《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

27.霍巍:《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前世今生》,《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0日。

28.顾万发:《论三星堆文化首有青铜尊的跪坐握手青铜人及有关问题》,《黄河 黄土 黄种人》2021年3月号(下)。

29.冉宏林:《郎家村遗存再分析——兼谈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分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6期。

30.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31.于孟洲:《三星堆文化东向扩张的原因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4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信息来源:文博山西

投稿邮箱:dzkaogu@163.com

邮发代号:28—448

官方淘宝店:populararchaeology.taobao.com/

● 扫码关注我们 ●

展开全文
本文由作者【admin】发表,文章内容系本站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对其观点赞同或支持,文章的版权归该作者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本文地址:http://www.hbhanpu.com/post/6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