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或非神话人物,安徽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为大禹治水足迹添新证

大禹或非神话人物,安徽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为大禹治水足迹添新证

禹会村龙山时代城址(引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对夏文化的探索,堪称“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而禹这一古史传说中的形象,既作为一个英雄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整体记忆之中,却又难觅踪迹。而近期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对禹会村龙山城址的报告分外夺人眼球。

禹会村遗址向南俯瞰(引自《光明日报》)

一、禹会村的龙山城

禹会村城址,位于安徽蚌埠,年代距今4400—4100年,也就是龙山文化晚期阶段,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相对而言,规模并不算大,大致可以划归到中小型城址当中。为何?因为位于它西南部,年代略早的良渚文化莫角山遗址,有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人工大土台,仅仅这人工修建的豪华宫城部分,面积就差不多是禹会城的2倍。而同一时间,江汉平原汉水之东,有石家河古城,面积可达120万平方米,更远超禹会村龙山城。虽然禹会城面积不如他城,但也是迄今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城址了,由此也可以推测,淮河中游地区在龙山晚期地位并不突出。

有意思的是,石家河古城与其所承载的石家河文化,似乎与禹还有渊源:韩建业教授曾推断禹所征之三苗,便是曾辉煌一时,有着巍巍巨城、独立文化的石家河文化先民部族。

禹会村遗址考古工地一角

而蚌埠的城址,现存东、北两段城墙,长300—600米,以往发现的祭祀礼仪遗存应是城址东城墙的一部分。城墙均堆筑而成,仅存城墙基础,宽18—25米,城墙内外分别挖有壕沟。

二、2007—2011年发掘所见祭祀礼仪遗存

自2006年初步钻探与2007—2011年五次较大规模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其中,有大型祭祀台基、大型祭祀沟、祭祀坑等。被发掘者定性为祭祀台基的近“甲”字形建筑基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南北长108米,东西宽13—23.5米,方向正北,可能与治水祭典有密切联系。

禹会村祭祀台基(引自《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地?》)

据社科院考古所何驽研究员《禹会遗址祭祀礼仪遗存分析与研究》一文,禹会祭场具有“治水”祭仪功能。之所以说这一“甲”字形祭场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祭祀天地、祖先、社稷的庙、坛、墠建筑(坛高于地表,而墠多为半地穴式),而是文献中所未见的“满堂红式浅基础的平地建筑”,正是其特殊功能使然。

在祭祀沟中还发现有一件陶塑,“器表塑有爬行类动物的上半身,似为壁虎,身体细长,头部略粗,吻部较尖,头上部两眼凸起,前肢作爬行状”。何驽研究员认为该动物陶塑为大鲵幼崽,寓意人与水的和谐,这也和大禹采用疏导的策略治水相合。也有学者认为,《说文》中“禹”的象形字,商晚期祖辛禹铜器铭文的“禹”字,都写成鲵鱼形,所以这件陶塑还暗示着此处为“禹迹”所在。总之,该器物引起后人无限遐想。

祭祀沟发现的爬行动物类陶塑

三、禹会村与禹

观“禹会村”之名,便知道有历史的密码在里面。禹会,旧称“禹村港”“禹会古台”,方志中说此地原有建于南宋年间的禹帝行祠。观禹会古迹,我们自然便会联想到大禹和他的时代。

《左传》哀公七年中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而太史公虽“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孚江淮”,在《史记·夏本纪》中仍旧只是含糊地提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记也”。那么问题来了,安徽蚌埠与古称“会稽”的绍兴,距离遥远。而《集解》与《括地志》都认为会稽与涂山并非一处。《尚书》中关于禹的史事有下面三种:《尧典》中,禹继鲧治水;《皋陶谟》中,皋陶与禹在帝舜的朝会上谈论如何引导德教;《禹贡》中,禹奠定疆土,划分九州。然而,对于今古文尚书的真伪之辨,又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总之,文献中禹迹总是斑驳的,甚至是矛盾的。

影视剧中的禹

而从出土文献材料看,禹的传说在周代却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豳公盨》和上博简《荣成氏》,均有关于禹治水划定九州的内容。因此,虽然“疑古”之风一度使得大禹治水变得荒诞不经,虽然顾颉刚先生言“大禹是一条虫”,但正如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所言,谈史者切不可“以不知为不有”。

豳公盨铭文拓片

朋友们可能会问:大禹治的“水”不应该是黄河吗?怎么现在把“禹迹”定到了靠近南方的淮河流域?据环境考古学的相关研究,禹在涂山与淮水所治之“水”,确实是当年的黄河。黄河在古时曾有过夺淮入海的经过——在距今4600年前,黄河走的,正是今天的废黄河故道,也就是淮河流域地区。当时,那里由于黄河流经,常年淤积,河床极不稳定,自然成了洪水泛滥的主要治水阵地。朋友们可能还会问,大禹难道不应该代表中原与华夏吗,又怎么到了淮河这样远离中原的地方?在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又经历一次大的南北改道,于是禹迹至于涂山,才有了在涂山娶妻生子,“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禹会祭场又恰恰出土有同时期中原龙山文化的陶鼎,更暗示着“禹会”之名,并非只是一个传说与神话。

黄河

禹会龙山晚期城址的发现,无疑对解读禹会涂山的古史传说有支撑作用,而以考古材料释古,追迹三代,也是自史语所以来,谈史好古者始终努力求索、求证的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不过,考古新材料虽然对解读古史有一定帮助,但考古的发现仅仅是古人生活与社会的冰山一角,更像是一块块残缺的拼图,是支离的。但我们也不应因其局限便心灰意冷,更应如李零先生所言,对其要有“了解之同情”。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

王云五主编,屈万里注译:《尚书今注今译》,北京图书馆复印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九年九月初版。

孙庆伟:《鼎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三联书店2018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期。

何驽:《禹会遗址祭祀礼仪遗存分析与研究》,《蚌埠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徐永杰:《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地?》,《大众考古》2017年第4期。

马荣瑞:《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确认》,《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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