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改革与值得商榷的骂名

不合时宜的改革与值得商榷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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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厉王变法看西周制度的崩溃

在“崇古”气息浓厚的华夏传统氛围中,以夏、商、周三朝为代表的“三代之治”,向来被作为后世政治家施政的典范而广为传颂,它所象征的绝不仅仅是某种简单的治世模版,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实体化指标和意识形态上的纲领。可以说在古典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当对一位统治者做出了“治追三代”的评价之时,这位统治者就拥有了其社会评价的最高殊荣,实现了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

然而,由此所带来的便是在夏、商、周时代的许多政治人物,在后世的记载中变得扭曲,不是圣人就是小人。尤其是在儒学成为古典中国文化的核心支配思想后,这种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开始愈加严重,许多本来应当辩证的看待,一分为二分析的角色,在儒家道德观中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遗臭万年,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后人所唾骂。这其中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商纣王,也有我们虽然或多或少有所耳闻,却仍显陌生的周厉王姬胡。

“外不强,中却干”的烂摊子:衰落的西周王权政治

对“周厉王”这个名字有所耳闻的普通人,其90%以上可能都来源于中学历史课本所介绍的历史事件“共和行政”,这个事件历史课本说的也非常简单,大致是周厉王上台后倒行逆施,掠夺平民百姓的生产资料,加大剥削的力度,最终导致民众不堪重负群起反叛,把厉王从王位上赶下来,不得已手下的大臣召公、定公代替厉王治理国家,在厉王死后才把权力交给了儿子宣王。

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国入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竹书纪年》

只看这段事件的记载,非常容易让人对周厉王有个垃圾的第一印象,毕竟“于民争利”这顶帽子,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只要被扣在统治者的头上,就很难跟昏君、暴君这样的词汇脱离关系。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元论,如果我们去看看周厉王之前的西周历史,也许会发现点别的东西。

周厉王画像

支撑起西周统治的根本为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即所谓的“嫡庶有别,亲疏有分”。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以嫡长子的身份代代传承,而他的兄弟们,次子或庶子则被分封到或远或近的各个地区建立国家成为诸侯,帮助天子拱卫天下。这便是“封建”一词的真正含义,即“封土建国”,而周王室的姬姓亲族和帮助周朝开国的功臣所建立的诸侯国被称为“亲藩”,其他血统疏远甚至于蛮荒地区的部落首领,在支持周王室的情况下也被册封为诸侯,这就是“疏藩”。在这种政治结构所设计的统治框架内,周天子拥有最强的实力,而亲藩因为血统或者身份的束缚,需要紧密的团结在周天子周围,帮助周天子压制住疏藩的扩张,保证周王朝的统治能够代代传承和延续下去。

嫡长子继承制示意图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大邦维屏,大宗维翰。——《诗经·大雅·板篇》

西周的宗法制度相比较夏、商两代近乎原始的奴隶制国家政治体系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西周前期的稳定发展。然而宗法制度如果想要顺利的延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那就是王室的力量要始终大于任何一个诸侯的力量,换言之也就是王权不能够旁落,否则就会出现诸侯或者贵族的势力膨胀压倒王权的局面,打破宗法制度中平衡的政治态势。不幸的是周厉王的祖父,第七代周天子周懿王本身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才能的领导者,他统治期间边境的戎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屡次侵袭周王室的领土,周懿王对此没有行之有效的策略,只是通过迁都的方式短暂避开戎人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子的威信和权利受到严重的打击。

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竹书纪年》

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古本竹书纪年·周纪·懿王》

更为致命的是,在周懿王过世后,本应由懿王之子姬燮集成的王位被懿王的叔叔姬辟方所夺取,史称周孝王。这在整个西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原有的嫡长子继承制在孝王身上被打破,虽然周孝王以自己的政治才能对戎人进行了打击遏制,短暂的复兴了周王室的权威,但是他毕竟破坏了游戏规则,让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出现了裂痕,为后来西周王室的重新衰落,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周懿王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在孝王病死后,王位重新回到了姬燮身上,是为周夷王。周夷王跟他的父亲一样,并不是一位有能力的统治者,也同样跟父亲一样犯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听信谗言烹杀齐国国君齐哀公。齐国作为周王室头号功臣姜子牙的封国,他的后世子孙本应该是周王室最坚实的助力,周夷王的行为无异于是公开跟亲藩撕破脸,让亲藩对周王室的好感和支持进一步冷淡下来。就在这三代周天子共同“努力”下,周厉王接手的,其实是个“外不强,中却干”的烂摊子。

危机重重中的奋斗:厉王变法的努力

周厉王统治了37年,比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时间都长,对于衰落的王室来说,有这样一位年富力强的统治者来说,毫无疑问是个好事,但对于已经习惯了王权衰落,并从中获得利益的贵族文人以及诸侯来说,这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在后世的记载中,掌握了话语权的文人们从厉王的出生开始黑起,说厉王一出生就碰上了大冰雹,把牛马打死了一大批,可以说是天生的昏君:

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动。——《太平御览》

事实也正如贵族们预想的一般,厉王确实不甘于王室衰落的现状,开始了积极的变法改革运动,首先第一条就是动了贵族们的蛋糕:官员任用权。前文中我们提到过,周王室采取宗法制度治国,“尊卑有序”,也就是说天子以下的诸侯,诸侯以下的士大夫,各级官员都按照血统高低进行任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各级官员,其处理政务的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厉王要改革,自然要选拔那些忠于自己又具备办事能力的亲信,于是两个人就进入了厉王的视野中:经济人才荣夷公和军事人才虢公长父。这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虽然同样身为姬姓诸侯,但是已经跟王室关系疏远,且国小民弱,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任用这样两个人,厉王自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然而这却让“世为卿士”的近支王族感到如芒在背,他们强烈反对那些地位低下,出身疏远的小贵族分享自己的权利,“以庶代嫡”,于是以召公为首的元老们便开始对厉王进行劝谏和抗议:

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诗经·大雅·荡》

虽然又是直接批评,又是举商朝的例子,但是召公的劝说显然没有什么本质的作用。厉王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任用了两人。而起到的效果也是明显的:首先是荣夷公,荣夷公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厉王加强王室的税收制度,即所谓的“专利”,这从另一位大臣芮良夫对厉王的劝谏中或可窥见一二:

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这段话看上去大义凛然,指责厉王侵占原本属于平民百姓的耕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实则推敲起来便有问题。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本就归属周王所有,何谈侵占呢?那么这个“好专利”就不可能是土地,那么再结合后面的“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便可以判断出这个“专利”指的应该是除了耕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即山川湖泽之类的自然资源。关于这些资源,因为周王室的法令没有明确的归属,可以说早已经被世卿贵族们瓜分殆尽,绝非平民百姓所拥有的财富,厉王重用荣夷公,无非是想要把这些资源主导权收回到自己的手中,以税收来补贴周王室的财政缺陷。

“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惟宝,代食维好”——《诗·大雅·桑柔》

同时,厉王也敏锐的意识到农业生产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狠抓农业问题,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厉王把农业建设看成是国家经济基础的根本,在周王朝内部进行了鼓励农业,提升生产力的改革,而这个也让平时养尊处优的世卿贵族有了天然的反感:凭什么你要跟平民百姓搞好关系,连成一线?是想笼络人心对我们采取行动吗?

在另一方面,军事上,厉王也力图改良周王室所存在的问题,对能够威胁到周王室生存戎人以及诸侯国进行打击,其中最显著的成果是对楚国的作战。位于南方的楚国历来对周王室怀有深刻的疑惧,即使在表面上臣服,背地里也不乏多次的反动,周王朝的第四代王昭王就是在征讨楚国的战役中不幸溺死。而到了周厉王时代,虢公长父对楚国的作战明显取得了很显赫的战果:

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史记·楚世家》

尽管依然用了“暴虐”来形容厉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暴虐”之下,隐藏的是周王室军事实力的上升。能够让楚国这种江淮大国“畏”,并且去除掉僭越的王号,绝非仅仅靠残忍能够实现的,必然是指挥有力,军容强盛才能够做到。此外厉王还发动了攻噩之战和淮夷之战,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然而,就在这种周王室权力和实力全面复兴的情况下,厉王的危机也随之而来。

昙花一现的改革:特务政治与人生悲剧

作为中国改革史上的第一人,厉王显然没有经验,甚至连摸着石头过河的便利都不存在,他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对象,只能完全依赖自己的政治预感行事,面对贵族们持续不断地反抗和对立,他采取了一个本能的反应: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设立间谍机构来进行特务政治,对于不服从自己的人以强硬手段对待,不得不说厉王是个“社会人”,处理问题的方式简单粗暴。然而老臣召公早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利用权力压制反对的声音,能够出现的就只有更加强烈的反抗,更何况厉王的对手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而是整个世卿贵族集团。厉王加强王权的努力走的太快太远,而一连串的胜利也让厉王失去了冷静的头脑和判断力,他认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就在眼前,世卿贵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还手的机会,成功几乎是唾手可得的。

然而此时世卿贵族对厉王的容忍也已经到了极限,面对共同的敌人,他们选择奋力一击,之后的结局就是我们文章开始所说的,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3年),世卿贵族们联合中小贵族袭击厉王。这些中小贵族便是在史书记载中所称的“国人”,他们在厉王的改革中本应获得上升通道和实际上的财富利益,然而厉王改革步子太快,没有及时对原本支持他的这些中小贵族进行团结笼络,反而世卿贵族们高举“厉王改革”的大旗把许多财税政策施加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因此对厉王怀恨,成为了反抗改革的生力军,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厉王不得已逃到了彘地,在共和行政的第十四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尾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乎?

《诗经·大雅·文王》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周虽然是老牌诸侯国,然而它的使命在于革新。言犹在耳,第一个为革新付出代价的却是直系子孙周厉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不可否认,与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相比,厉王是一个有雄心,有抱负,也有手段的人,他的改革措施没有一条不是切中周王室所面临的弊病:收财权于王室、削贵族于职官、击戎狄于外疆、行稼穑于田土,从经济、政治、军事、农业多方面入手,对周王室进行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对策,如果能够贯彻落实,周王室的命运会得到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将会改写。

然而他的对手,过于强大,是整个统治阶级,个人可以背叛阶级,然而阶级绝不可能背叛自己。西周的统治基础宗法制度发展到厉王时代,已经成为了一个怪胎,完善和制订它的周公等先贤绝想不到有一天这个本来为了维护住周王室统治的而创造出的法宝竟然成为了王权旁落的罪魁祸首。依赖宗法制度上位的贵族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打击和削弱王室权威,最终让西周走向崩溃,厉王的改革,说是回光返照也好,螳臂当车也罢,不过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映照而已。

然而,这却不是最悲哀的,真正令人感到无奈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改革者,在后世,厉王的形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小丑。后世无数的文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对这个改革者进行全面的抨击和抹黑,尤其是儒家真正掌控了后世王朝的意识形态之后,厉王的形象再无挽回之日。昏庸、暴虐、愚蠢、贪婪……诸如此类的字眼被加诸在厉王的身上,甚至他还不如纣王,至少曾有过子贡,朱熹这种大儒为纣王辩护过,而厉王则长久的成为了标签化的反面人物,尽管他的所谓“恶政”几乎没有证据证明曾施加在平民身上,大部分不过是对贵族的打击而已。

这样的厉王,也正是后世中国无数改革者的缩影,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共同点是结局大多悲惨:五马分尸的商鞅、乱箭穿身的吴起、郁郁而终的王安石、死后戮尸的张居正……这些人或是身败,或是名裂,或是身败兼名裂,总之比厉王的结局有过之而无不及。

改革的本质是做大蛋糕,而不是重新分蛋糕,做大蛋糕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吃到而不是饿着。真正的改革者,只会秉承着这个信念一往无前,或许他们也问过自己,这么做是否值得,但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只会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有好处的事情。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正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人,我们统一称之为“士”。

大概也可以称之为“国士”,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脊梁。

也就是有这些人在,“其命维新乎?”才可能变成“其命维新矣!”

—完—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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