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为何称“鲁”?《诗经》揭开谜团,《史记》记载被推翻

鲁国为何称“鲁”?《诗经》揭开谜团,《史记》记载被推翻

关于鲁国国号的由来,《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一段就记载周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由于周公旦要辅佐君王,“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于是就让儿子伯禽代封。先秦时代,封于某地,往往则以某地为氏,司马迁认为周公被封于曲阜——鲁地,由此也就成了“鲁公”,因此在司马迁看来,鲁国之所以为“鲁”,是因为封于少昊之虚曲阜的缘故。

但司马迁的这一段记载,却与很多文献相冲突。《左传》记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魏晋时期的杜预解释,“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清华简·系年》记载,周成王时爆发三监之乱,奄国叛乱,周公旦平定商奄之乱,“商奄之民”之一的秦国先人被迫西迁,周成王将奄国封给周公旦之子伯禽。

显然,先秦诸多文献表明,司马迁认为周武王将周公旦封于曲阜并不正确,应该是周成王将周公旦之子封于曲阜。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当时政治传统,国家称号往往是由地名升级而来,既然曲阜是奄国之地,那么伯禽为何不将国家命名为奄国,而称之为鲁国?原来,鲁国之鲁的由来,源自如今河南的鲁山县,也就是说山东之简称“鲁”,其实是“河南造”。

武王克殷之后,针对重要功臣与姬姓族人,进行了周初第一次封赏。但对弟弟姬旦的封赏,通过“周公”之称号分析,大致可以推测出武王分封姬旦,而是给了一块重要采邑。

南朝宋国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用了蜀国谯周注释说:“姬旦以太王所居地为其采邑,故曰周公。”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周,地名,在岐山之阳,本太王所居。后为周公旦(采)邑,故曰周公。”这里的“公”,不代表公爵,而是一种尊称,周初并没有公爵。

也就是说,周公旦之“周”,不是代表周朝之周,其实是姬旦的采邑周地,“周”也就成了姬旦的氏,因此他可被称之为“周旦”。可以印证“周公”称号来历的是召公姬奭(shì),周初重臣召公姬奭,在正式文本中称之为“召公”,而不是周召公,原因在于姬奭采邑于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如今,人们称呼姬奭为周召公时,只是说姬奭是周朝的召公,与周公旦之周并不是一个含义。

采邑与分封并不相同,分封建国之后是一个国家,在外交、军事等方面附属于周朝,而采邑是国君奖励有功之臣的封地,没有建国的权力。周武王将姬旦封于“周太王所居地”,只是一块采邑之地,并不允许周公旦建国,当然能封到周太王所居地,周武王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号,表明周公旦享有超高的政治地位。

武王克殷过程中,周公旦功勋卓著,姜子牙等都有封国,周武王仅以一块采邑打发周公旦,好像也不合情理。那么,周武王是既给周公旦采邑、又给周公旦封国,还是采取了其他补偿方式?

其实,既给周公旦采邑、又给周公旦封国的可能性不大,清朝考古辨伪学家崔述曾经质疑:“周公既受禄于周矣,何事又封于鲁?”因此,周武王对姬旦的封赏应该是:给予姬旦“周太王所居地”的采邑,而将姬旦之子伯禽封于鲁地。

司马迁认为鲁地就是曲阜,但周朝《诗经》中记载的一句话,反映出伯禽两次受封,第一次是在鲁地,第二次是在鲁地之东,这就推翻了司马迁的判断。

《诗经·閟(bì)宫》记载:“王曰叔父(周公旦),建尔元子(嫡子伯禽),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这一段话很有颠覆性,大致是周成王首先将伯禽册封在了鲁地,后来“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又将伯禽封到鲁国之东,可见周王是两次分封伯禽。

伯禽封于鲁,到底是周武王册封,还是周成王册封,如今还有很多争议,但通过这一句话不难看出,伯禽的初封之地并不在曲阜,而在于鲁地。原因非常简单,所有史书上记载的伯禽受封,“俾侯于东”之后再无受封记载,因此“俾侯于东”就是最后一次分封,也即是分封在了曲阜。在被分封到曲阜之前,伯禽已是鲁公,已被封于鲁地。

根据文献记载,鲁国历史非常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刘姓始祖刘累,本职工作是为夏朝孔甲养龙,结果养死了一条龙,刘累就将之烹煮给孔甲吃了,孔甲大呼鲜美,刘累害怕孔甲还要吃龙,担心龙死之事东窗事发,于是就逃到了鲁地隐居。

《逸周书·殷祝解》记载:“(夏)桀与其属五百人徒于鲁,鲁士民奔汤”,夏桀率领五百部署来到鲁地之后,鲁地百姓被吓的投奔商汤。

我们都知道,连夏朝存不存在,在学术界还处于两可之间,因此史书上记载的这些夏朝逸事自然难被认可,但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发现至少商朝时期已有鲁国,甲骨文中已有“鲁受年”等的记载。不过可惜的是,没有史书具体记载鲁地最初在什么地方,只在《诗经》上留下一些线索。

《诗经·閟宫》中记载,鲁僖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意思是鲁僖公想要占据常与许地,恢复周公封建鲁国时的疆域。显然,鲁国之初拥有常与许地,后来国力衰败而丢失了,如今鲁僖公想要恢复旧土。而“许地”即许田,在如今河南许昌一带,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记载“故鲁城,在许昌县南四十里”,更为巧合的是河南鲁山也在附近。许地、故鲁城、河南鲁山......汇总在一起,不难让人推理出真相,伯禽第一次所封的鲁地,就在河南许昌——鲁山一带。学者杨朝明在《从<诗经·閟宫>中看鲁国前期历史》一文中,赞同最初鲁地在河南鲁山县一带的结论。

武王克殷之后,东方还有不少商朝部族并未真心臣服,将伯禽封于鲁地,将姜尚封于齐地,其实也是为了打击商朝残余势力,达到“以作周屏”的目的。在东方商人残余势力中,位于山东曲阜的奄国,可谓是商朝铁杆同盟势力。

奄国是商周交替之际的山东一个国家,国都在山东曲阜,古本《竹书纪年》中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后来盘庚迁都于殷,因此奄国又被称之为“商奄”,秦国祖先就是商奄之民。三监之乱后,奄国趁势叛乱,周公旦挥师东征平叛,鲁公伯禽、齐公吕尚都参与平叛,最终灭掉了包括奄国在内的叛乱势力,奄民四处逃散,其中一支逃到江苏常州,相传常州淹城即是奄人所造。由于周公旦、伯禽的功劳巨大,于是周成王将伯禽又分封到奄国旧地——曲阜,赐殷民六族,用以控制这一区域,即《诗经》中所说的“乃命鲁公,俾侯于东。”

伯禽虽然被封于曲阜,但并未迁都至此,而是在彻底清除掉奄国势力之后,伯禽之子炀公将鲁国迁徙到沃土曲阜,《史记集解》中说“炀公徒鲁”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第二次受封之后,伯禽拥有鲁地与奄地,在当时可谓实至名归的第一诸侯,远比姜子牙风光,只是后来鲁国逐渐丢掉了“鲁地”,至春秋时期基本只拥有了“奄地”。

综上可见,鲁国之所以称为“鲁”,是因为伯禽先被封于河南鲁山一带,后来才被封于曲阜,鲁国迁都到奄地曲阜之后,并未更改国号,还是沿用了“鲁”之称呼而已,并未打破以地名为国名的政治传统。也就是说,山东之简称“鲁”,并非源于山东,而是标准的河南造。

与此同时,通过鲁国称号来源可见,《鲁周公世家》对鲁国来历记载有误,不仅忽略了“周公”称号由来,而且也没有搞清楚伯禽两次受封的历史。当然,司马迁能够接触到的文献有限,不像如今可以随时全方位搜索查证,因此些许错误情有可原。

参考资料:《史记》、《左传》、《诗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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