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织造”与康熙盛世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写过一本书,叫《康熙与曹寅》,里面刻画康熙奸诈阴险的形象,相信许多读者都印象深刻。该书的另外一位男主角曹寅,曹雪芹的祖父是也。此人是康熙年间的“江南织造”,这个职务很特殊,其存在的意义不但见证了康熙年间中国的经济繁荣,也见证了康熙皇帝独特的执政特点。

  康熙年间正式通行中央与地方两级铸币权,在地方上固定分为二十个局,保证地方的货币供给平衡。但是,这些局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可能发行量一样多,如果这样的话,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分权了。譬如经济相对落后的四川、云南等地,其货币流通缓慢,货币发行量自然就不大,而经济发达、工商业健全的江南地区,货币自然流动速度较快,其发行量也相对较大。

  

  (图)康熙皇帝,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 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我们知道,南宋以来,迫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导致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从黄河中游地区转移到了长三角地区,到了晚明,江苏、浙江的“两江”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时人谓之“苏湖熟,天下足”。及至清代,这个地区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据经济史家统计,“浙江省局”铸造背后“浙”字与“江苏江宁局”铸造背后“江”字,是康熙年间发行最多的地方铸币。

  因为该地丝织业发达,因此,明代时该地常设“江宁织造”一职,主要负责给皇宫及贵族供应日常所需的针织品。这种情况在欧洲历史里也有,譬如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旁的“黄金小巷”,就是给皇宫提供黄金用品的金匠聚居地。只是自明至顺治以来,江宁织造都是由皇宫的内廷太监兼任,属于宦官之一。

  康熙二年,江宁织造一职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宦官兼任改为“内务府”派“包衣”常驻。更名为“驻扎江南织造郎中”,旋即又改为“江宁织造郎中”。

  什么是“包衣”呢?这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奴才”。在入关特别是封建化之前,满族实行将人分类的民族歧视制度,一种人是满族贵族,他们自然是统治者;除却满族之外,其他民族就被称之为“包衣”,按当时的法律,“包衣”是要为满族贵族服务的。

  清军入关后,“包衣”主要指的是归顺满族的汉族大臣、知识分子。虽然被称为“包衣”,但已经为朝廷、国家所倚重。像年羹尧、曹寅等知名历史人物,早已不再是“奴才”了,而变成了朝廷的一二品大员,属于几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

  康熙年间,第一任江宁织造就是曹寅的父亲曹玺,尔后其家族连任“江宁织造”一职。按照当时的制度,江宁织造级别相当高,仅次于当时的“两江总督”,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几位头面大员之一。

  

  (图)江宁织造府部份复原模型

  笔者认为,“江宁织造”的意义,并非在于为朝廷提供丝织品,而是朝廷派驻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中联办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纵观康熙以来的“江宁织造”官员,一般有三个特点:具有文化号召力,懂经济,对朝廷忠心。

  在清代,江苏、浙江一带乃是国家赋税的重镇,工商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萌芽,属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钱袋子”,犹如今日的经济特区,而且当地文人墨客汇集,还是当时中国的文化重镇。因此,中央政府所派驻当地的官员,不但要懂民政、治安,还要懂经济,既要保持两江地区的稳定,还要保持当地的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这样的大任,就落到了“江宁织造”的头上。譬如周汝昌先生就认为,“曹家实际上是握有国家经济特权的大官僚”,已故经济学巨擘黎诣远教授也就此定论,“曹雪芹祖上三代,曾任内务府江宁织造 60 年,集纺织生产、行业管理、财政税收于一身。”

  胡适先生对此曾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江宁织造”有特务的工作性质在里面,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如是回忆:“胡(适)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但唐先生也表示“余不谓然也。”笔者更倾向于唐先生的观点。“江宁织造”可能会为中央政府提供江南文人结社、出版的一些情况,谨防“反清复明”这类“异端”思想出现。但是就当时的情状而言,“江宁织造”更多的责任应该是经济发展、行业管理的重任,从这点来看,康熙盛世的出现,应与“江宁织造”这个职务的设立有着必然的联系。

  前几年客居南京,在三山街附近偶得一枚背“江”的“康熙通宝”,这种钱币在市场上可谓是多如牛毛,可见当时江浙一带经济繁盛到了何种地步。而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康熙皇帝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勇于任用汉族人才的人事制度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经济管理方式。时至今日,这种先进管理理念理应为后世所吸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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