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其实是从北方来的

大象其实是从北方来的

青铜象。 视觉中国供图

提起大象,人们一般会认为它是天生的南方物种,其实大象的故乡是北方。如果我们站在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观察,象群的某些北上之旅并不是探索未知秘境,而是回归历史故里。

野象南下

远古时期,象群曾广泛活动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大地上。距今20万年前、位于陕西大荔县的大荔人遗址中,发现有古菱齿象化石;距今10万年前、位于山西襄汾县的丁村人遗址中,则发现有纳玛象化石,反映出华夏先民与大象早已共生共存。

上古三皇五帝时期,大象开始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据《史记》等史籍,大舜“年二十以孝闻”,孝心感天动地,到历山(其地说法不一,有山西南部中条山、山东菏泽历山、山东济南千佛山等观点)耕地时,有大象从历山下山,用鼻子卷起石头,帮他翻松土地。大舜继母所生同父异母弟弟名象,桀骜不驯,一心陷害哥哥,“欲杀舜”。舜“爱弟弥谨”,继承帝尧大位后,还“封象于有鼻”。有学者认为,舜对弟弟象以德报怨的传说故事,实际上就是驯化野象帮助耕地的历史进程,故《二十四孝图》关于大舜的绘图,就是他手牵大象耕地的场景。

大禹治水有功,继承大舜帝位,划分天下为九州。地处黄河中游和天下之中的豫州之“豫”,就是由“予”“象”二字构成,其会意便是一人牵着一头大象,说明在以今天河南为中心的豫州一带,是当时大象的重要活动地区。

商朝人擅长驯象,在安阳殷墟曾发现驯象人和象的合葬,还有一头小象脖子下系着一个铜铃。《吕氏春秋》有言,“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意即商人训练大象打仗作战,用来攻打东方的夷族部落;也有人解释是商朝经常要求盛产大象的东夷进贡大象,让东夷不胜其苦。

商末周初时期,北方还能见到大象,孟子曾言“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随着黄河流域气候的变冷和农耕面积的扩大,森林植被大量减少,大象逐渐南迁到秦岭淮河一线,以致韩非在解释“想象”一词时,用大象为喻,“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即人们难见活象,只能凭借图画想其形状,是为“想象”。

两汉之时,北方已经难以见到大象,据《后汉书》,王莽与刘秀在昆阳(今天河南省叶县一带)进行战略决战时,“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曾经牵来南方大象助威,但仍挽救不了其败亡的命运。

三国时期,大象继续南迁到长江流域。孙权曾经向曹操进献两头大象。曹操“欲知其斤重”,大臣“咸莫能出其理”,均不知如何称重。幼子曹冲聪慧,献计“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这就是著名的“曹冲称象”故事。由此可知当时长江以北已无大象,所以孙权才能将大象当作稀有之物进献曹操。当时三国鼎立,大象是东吴的重要外事礼品,孙权还曾赠送蜀汉刘禅、诸葛亮君臣两头大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还有野象成群出没。到了隋唐之际,随着江南的深度开发,野象逐渐消失,江南百姓甚至不识大象为何物。据两宋之交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有钱塘女子偶见大象,竟然“大骇”,称之为“大鼻驴”。元明清时期,野象主要集中在岭南广东、广西、云南和海南一带,岭北再不见其踪迹。

驯象北上

在本土野象逐渐南迁的同时,来自域外尤其是东南亚藩国进贡的驯养大象,却沿着相反的方向,一路向北,进入历代王朝的宫廷大内。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南越献驯象”北上至长安,能根据驯象人的指引跪拜行礼。在宫廷宴会和百戏表演活动中,驯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张衡《西京赋》有“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李尤《平乐观赋》有“白象朱首”等驯象乐舞描写。山东济宁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六人坐于象背、一人立于挺起的象鼻之上的杂技画面。从西晋开始,宫廷开始用驯象充作举行朝会、君主出行的导引仪仗,“驾象入庭”。两晋之交的郭璞曾作《象赞》,“象实魁梧,体巨貌诡;肉兼十牛,目不逾豕;望头如尾,动若丘徙”。

据《洛阳伽蓝记》,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位于今天印度一带的乾陀罗国曾向北魏进献白象数只。象背上“设五彩屏风、七宝坐床”,可以容“数十人”环坐。北魏将白象养于宫苑,象群却经常“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恐,“奔走交驰”。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大象威武雄壮的身姿更能彰显盛世气象。宫廷更多地使用驯象作为仪仗,东南亚各国纷纷进献驯象。杜甫曾作《越人献驯象赋》,赞叹大象“动高足以巍峨,引修鼻而嘘吸……牙栉比而椮椮,眼星翻而熠熠”,其“威容足尚”,足以“光有唐之城邑”。也有学者认为《越人献驯象赋》“是否为杜甫所作,尚不能确认,应该保持存疑的审慎态度”。

开天盛世,唐玄宗在宫里驯养大量舞象,在驯象人的教导下舞技高超,经常于玄宗生日千秋节勤政楼宴会上“入场,或拜,或舞”,引得安禄山“见而悦之”,在内心激发起也想过上玄宗一样逍遥生活的野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据此批评玄宗“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

安禄山发动叛乱攻陷长安后,将玄宗所驯养大象全部驱赶到伪都洛阳,向叛军集团的“幽燕戎王、藩胡酋长”吹嘘道,“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来,见吾必拜舞”,大象“尚知天命所归,况于人乎,则四海安得不从我”。说罢让手下带驯象现场表演,让戎王、酋长眼见为实。不料驯象“瞪目忿怒,略无舞者”,没有一头起舞为安禄山演示天命所归。安禄山“大惭”,命人用烈火烧、石头砸等残酷手段将大象杀死,“流血数石”。众人见之,“无不掩泣”。

唐代宗时期,文单国(今天老挝一带)曾进贡驯象,代宗将之放进皇家宫苑饲养,耗费饲料颇多。代宗之子德宗即位后,刷新政治,表示“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驯养大象既损耗钱粮,又违背大象天性,遂将宫中饲养的42头大象全部放归山林。

父皇代宗受纳,儿子德宗放归,父子孰是孰非,朝野颇有议论。学士独孤绶上《驯象赋》,其中有“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句,认为代宗接纳,是怀柔之举;德宗放归,是仁爱之心,可谓“不辱其受献,不伤放弃”,无论接纳还是放归都是王者之风。德宗颇为欣赏,认为独孤绶站位得当。

但德宗为政有始无终,在位后期的贞元年间,弊政丛生。贞元九年(793)十月,环王国(今天越南中南部一带)进贡犀牛,德宗欣然笑纳,放于宫苑中驯养。贞元十二年(796)十二月,长安“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犀牛不耐严寒“死于苑中”。白居易以德宗先放大象,后收犀牛为例,“感为政之难终也”,写诗《训犀》嘲讽“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人象相伴

当驯象进宫向君王拜舞时,野象在山林中与百姓相伴互助。唐代传奇小说中,经常有大象进村请猎人射杀捕食大象的巨蟒、怪兽等,或请村民为其治病,然后回赠百姓象牙报恩的故事。

据《朝野佥载》,位于今天广西和越南中北部一带的安南都护府所产大象,聪明正直,可断善恶,“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来往山林的百姓如有相争之事,大象会放“有理者”过去,而用象鼻将“负心者”卷起,“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由是再无人敢互相争斗。

元明清时期,宫廷继续驯养大象。明朝设有归属锦衣卫的演象所、驯象所,负责训练大象在朝会前站班充当仪仗。重大朝会“役象甚多,驾车驮宝皆用之”,即使是常规早朝也要用六只大象在午门两侧站班。百官入朝完毕,大象会“以鼻相交而立,无一人敢越而进矣”。据《帝京景物略》,每年三伏天,驯象所会牵引象群到宣武门外河中洗浴,“象次第入于河”,宛如“苍山之颓”。象群昂起额头大耳,“鼻舒纠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成为京师一道盛景,“观者两岸各万众”。

驯象所会根据大象站班次数多寡、表现好坏,确定大象的品秩,不同等级大象的吃喝待遇均有差异。据明人谢肇淛所著《五杂俎》,大象如“有过或伤人”,会受“贬秩”处罚,降低饮食标准,甚至还会处以杖刑。而执行杖责的部分工作竟由大象同伴完成,“二象以鼻绞其足踣地”,两只大象会用象鼻将犯错大象绊倒在地,然后由驯象人进行杖打,打完后大象还要起立谢恩。

如果当天轮值大象“有疾”,不能站班,驯象人会“牵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让大象自己去找同伴请求代班。只有其他大象同意替班,生病大象才能休息。如果其他大象不愿替班,驯象人也不能强迫,否则后果相当严重。

据《广信府志》,明嘉靖三十年(1551)九月初十,“值班之象偶病”。患病大象估计平日“象缘”不好,竟然没有一个同伴愿意替它站班。驯象人无奈,强令“一象代之”,代班大象“亦不乐行”,一路上“喷喷作声,若抱不平状”。走到长安右门时,门锁还未开启,代班大象竟“怒以鼻触之”,将门槛折为两截,“闯门而入”,到紫禁城承天门即今日天安门后,又死活“不肯进”。直到当天值班的其他大象围拢过来,“相率导之”,反复劝说,代班大象“乃行,然犹有不平状”,憨掬可爱之极。

骆鲲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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