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孙权建都在四战之地武昌,非他不知,实属无奈下最优选择

三国时,孙权建都在四战之地武昌,非他不知,实属无奈下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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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四年(219)岁末,孙权弃刘联曹,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导致了三国历史发展趋势发生重大改变。在此之前,曹操与吴、蜀的对抗交锋陷于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他在东线扬州方向的对吴作战长期没有取得进展,“四越巢湖不成”,反而被迫北迁江淮居民,放弃了淮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在西线,刘备占领了益州后又夺取汉中,迫使曹操领兵撤退。关羽北伐襄樊连连告捷,消灭了于禁率领的精锐“七军”围曹仁于樊城。但是在孙权反戈后形势陡变,吴蜀矛盾冲突的激化使曹操坐收渔翁之利,得以摆脱了此前的困境,重新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有利的局面。

一、迁都武昌的种种说法

正如诸葛亮在事后所言:

“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在荆州之役中,孙权及其军队主力离开都城建业赶赴前线,占领江陵后,他移驾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并逐步巩固了对当地的统治。到黄初二年(221)四月,“刘备称帝于蜀。(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关于他迁都的原因,学术界多认为是在长江中下游对蜀、魏作战的需要。

黄惠贤说:“为什么孙吴要建都武昌,实因三国鼎立,战乱频繁,建业地处长江下游,上游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而武昌扼中游,乃“江滨兵马之地';西救西陵,东达建业,可以应付自如。”

陈金凤则云:“孙氏定都武昌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利用武昌的进攻退守的兵要地理形势,集中力量与蜀汉、曹魏抗衡,保卫孙吴西部境土的安全,并相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另外,孙权之所以能离建业而都武昌,也与下游军事压力减轻有关。孙权与刘备交恶时,努力地结好魏。魏文帝曹丕也坐山观虎斗,企图借孙吴之力制蜀,不在江淮地区对孙吴发动进攻,反而在政治上予孙权以支持。”

熊海堂说:“孙权为适应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和吴蜀联盟出现裂痕的新形势,不得不把军事指挥中心移向长江中游。”

余鹏飞则指出:“这是因为赤壁战后,孙、刘两家争夺荆州的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孙权必须经常前往长江中游就近指挥和调动军队。”

以上诸说都认为由于荆州战事激烈,孙权迁都武昌的原因是为了靠近前线,便于指挥调度。从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上述观点无疑是合理确切的。但是如果再作深究,那么就会发现还有一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二、迁都武昌的深层次问题

但是如果再作深究,那么就会发现还有一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试举如下:

其一,孙权迁都武昌是在黄初二年(221)四月刘备称帝之后,此前他有岁余驻跸在南郡的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筑有宫殿。

当时刘备即将出川复仇,夺回荆州。“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随后便拉开了夷陵之战的序幕。另外,去年岁末,魏吴军队也曾爆发了冲突。“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曹)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

魏国的军事行动对吴南郡北境也构成了威胁。武昌至公安的长江水道蜿蜒将近千里,如果是为了就近指挥荆州战局,那么孙权继续留在公安显然更为方便,为什么他在大战爆发之前迁都武昌,远离前线呢?

这是他从掌控长江战线全局的角度考虑,选择位置居中的地点作为首都,将军事指挥机构和主力中军屯驻在那里,可以东西兼顾,及时驰援各方。吴国的防务以长江为天堑,“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故司马昭称其“道里甚远,难为坚固”。

孙权领众西征关羽之后,其后方扬州兵力空乏,需要提防曹魏乘虚而入,直捣巢穴。实际上魏吴双方在荆州之役前后的联合也是互相利用,尔诈我虞。曹操为了促使吴国袭击关羽,曾经撤走了合肥的守军以示结盟诚意,以便让孙权放心西赴南郡。但是在关羽覆亡后,曹丕立即派遣张辽、朱灵率军进驻合肥、历阳等要地,对吴国腹地构成军事压力,以致引起孙权的惊惧。

魏国部分大臣也认为孙权并非诚心归降曹魏,不过只是权宜之计。

《魏三公奏》所载夷陵之战前的表章即深刻地揭露了孙权对魏的欺诈利用,称其“邪辟之态,巧言如流。虽重驿累使,发遣(于)禁等,内包隗嚣顾望之奸,外欲缓诛,支仰蜀贼。”狂累世,诈伪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计,下诵伍被屈强之辞,终非不侵不叛之臣。”

并列举了孙权称臣以来所犯罪状,认为应该对他撤消官爵,出师征讨。

“权所犯罪衅明白,非仁恩所养,宇宙所容。臣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从,移兵进讨,以明国典好恶之常,以静三州元元之苦。”

夷陵之战爆发后,刘晔即向曹丕建议乘虚攻击吴国后方。

“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

只是曹丕碍于情面,未肯听从,言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胡三省对此评论道:“若魏用刘晔之言,吴其殆矣。”

对于孙权来说,其后方三吴地区面临着曹魏侵袭的严重危险,不得不预作东西两线交锋的准备。武昌所在的江夏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在此建都屯集重兵,便于左右逢源。

当地和南郡毗邻,奔赴驰援不难,而江东一旦告急则可以举帆顺流而下,更为方便。公安处在荆江河段,其位置偏西,国君与军队主力驻扎于此不利于对江夏以东地区的迅速联络救援。

东晋咸康八年(342),荆州都督庾翼想把治所从武昌移到与公安相邻的乐乡(今湖北省松滋县),征虏长史王述致笺谏曰:

“且武昌实是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急缓赴告,骏奔不难。若移乐乡,远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取重将,故当居要害之地,为内外形势,使窥觎之心不知所向。”

终于使庾翼撤消了移镇的计划。

综上所述,孙权占领荆州后,不仅需要准备抗击三峡和襄阳方向的蜀、魏军队进犯,还要考虑保护根据地扬州的安全,提防曹魏派兵突袭。武昌位于孙吴长江防线的中段,在该地建都屯兵能够兼顾东西两线的战事,既利于和各方的信息传递,又方便部队沿江上下的调动,因而从战略角度来看是较为理想的都城选址。

就在孙权迁都武昌的次年,即黄初三年(222),魏吴两国最终决裂,曹丕下令三道伐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其中曹休、曹仁两路人马是在东线的扬州发动进攻,而孙权在武昌居中调度应付裕如。“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成功击退了曹魏大军的攻势。

其二,以上所言是在宏观上进行分析,说明了孙吴当时在长江中游的江夏郡设置都城的必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在江夏郡建都符合孙吴兼顾东西用兵的战略考虑,那么江夏郡有许多城市,为什么孙权要选择武昌而不是其他的县市呢?要知道秦汉鄂县仅是个小城,因为不满万户只能设长,而不够设置县令的资格。

它在先秦秦汉的政治、军事历史上并不起眼,既没有作为江夏郡治,也从未充当过荆州刺史的治所。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和《后汉书·郡国志四》记载,两汉江夏郡治所在西陵县(治今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西)。清儒王先谦根据《水经注》相关记载,认为西汉江夏郡治可能在安陆县(治今湖北省云梦县),东汉移至西陵。

汉末战乱时期,刘表先后任命黄祖和刘琦出任江夏太守,其治所均在江北的沙羡(县治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区,孙权时移至南岸,即今武汉市武昌区,或称夏口、河口。孙权为什么不沿袭前代的做法,选择西陵、沙羡或其他城市,而要在此前默默无闻的小县鄂城建都呢?

有些学者指出,武昌和建业两地在地理形势上有相似的优越之处,故而同样具备充当都城的条件。

例如余鹏飞曾云:

“两城都位于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处,都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水军船队(鄂城西有樊川,即今长港;建业西有夹江,即今秦淮河入江孔道),鄂城的樊口,建业的石头城都是东吴最重要的水军根据地。建业四周环山,鄂城亦类似。建业西郊石头城所在的清凉山,也就相当于鄂城的西山。建业南有前湖,北有后湖(今玄武湖);鄂城南有洋兰湖,西南有三山湖和梁子湖。此外,两城都富有铜、铁等矿藏,为铸造兵器和钱币以及生活用具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因此,孙权选此二城作为都城和“西都’,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但是,鄂县的土壤和沿岸地形都比较恶劣,因此也有人认为不宜作为国都。如陆凯所言:“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增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胡三省曰:“嵴,秦昔翻,土薄也。确,克角翻,山多大石也。”鄂县一带江面宽阔,多有风浪,容易造成船只倾覆。

如《水经注》卷35《江水》载孙权出游,“与群臣泛舟江津,属值风起,权欲西取芦洲。谷利不从,及拔刀急止,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鄂县西北的樊口港湾较小,停泊条件明显不及西邻的夏口,因此杜预伐吴前上表,担心孙皓徙都武昌,并“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由于沿岸具有良港,孙吴的造船工场多设在夏口,后世称之为“船官浦”。就军事价值而言,地扼汉水入江之处的沙羡(夏口)也优于武昌。“盖其地通接荆、岘。江、汉合流,自古以来为兵冲要地。”顾祖禹曾论当地在三国战争中的重要影响,“汉置江夏郡治沙羡,刘表镇荆州,以江、汉之冲恐为吴人侵轶,于是增兵置戍,使黄祖守之。孙策破黄祖于沙羡,而霸基始立。”尽管沙羡(夏口)的军事价值和交通条件超过武昌,孙权还是选择了后者作为都城,其中原因需要继续探讨。

孙权建都武昌而不是在江夏郡的其他城市,应该是考虑到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安全性。万乘之君一身系国家安危,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常居之都城在防御上必须拥有可靠的安全系数。

前引余鹏飞、熊海堂等先生提到了武昌为山川江湖所环绕,其御敌的自然条件相当有利,其言诚是,不过这些因素只是在敌人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才会发挥作用。

就江夏地区而言,武昌的地理位置居中,周围有诸多要镇拱卫,可以在首都附近构成防护体系,使其不至于受到敌寇的直接威胁。武昌南边是孙吴后方,需要防御的是沿江上下的东西两面,以及对岸的江北地区。

从吴国的设防情况来看,孙权已经在武昌西北对岸占据了汉水入江的河口,并且“遣将入河,与敌争利”,占领了汉水下游地区,设立河中督。武昌对面的江北邾城,据陶侃所言,“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武昌东邻为要镇虎林,孙吴设置督将领兵镇守。

《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四年(252)正月载孙权分封,“王夫人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胡三省注:“虎林滨大江,吴置督守之。其后孙遣朱异自虎林袭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孙壹奔魏,则虎林又在武昌之下。”其东又有著名的西塞山,亦为防守要地。

特别重要的是武昌西邻屯有重兵的夏口(孙吴沙羡县治),既能西拒顺江而下的敌军,也可以北渡支援沔口、沔中的战事。而若以南岸夏口城为都,则距离对面的河口太近,会暴露在北方来敌的兵锋之下。

顾祖禹曾深刻地论述过建都武昌的优越性,即能充分利用夏口等江夏各地镇戍来保护它的安全。“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曰之武昌也。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

又云:

“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确,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为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以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综上所述,鄂县,即武昌之所以被孙权选择为都城,从战略角度来讲,是因为它地处吴国长江防线之中段,将政治、军事指挥中枢和国家的总预备队“中军”设于该地,就能够兼顾下游和上游东西两线的战事。

此外,武昌具有利于防守的地形、水文条件,其地理位置居于江夏地区的中心,而且在东、西、北面有虎林、夏口、河口、邾城等要镇拱卫,其安全拥有可靠的保障,这也是它被选作都城的重要因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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