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与曹睿,司马懿更怕谁?他二人任一人多活20年,还会有晋朝?

曹丕与曹睿,司马懿更怕谁?他二人任一人多活20年,还会有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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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说曹丕、曹睿才能自然不能和曹操相比拟。但是曹丕和曹睿的能力我们不妨分述之。

一、曹丕继位前的政治倾向

曹丕主要是一代封建帝王,而不仅仅是个普通的文人学士。因此,其思想、行为方式的通达,必然更多地影响到他的政治倾向和统治“作风”。发生在建安十四年(209)的田畴辞封事件?,第一次较为明确地表露了曹丕的政治倾向。

田畴,右北平无终人,曾为幽州牧刘虞从事,年少知名。曹操北征乌丸,田畴为向导立功。曹操论功,封畴亭侯,邑500户,畴固辞不受。其后曹操征荆州还,“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曰:‘是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因而提出以前爵封畴。

田畴上书以死自誓,绝不肯受。由此引发出如何处理田畴辞封事的朝廷争议。

《三国志》卷一一《田畴传》记载:

有司劾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太祖(曹操)重其事,依违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议,世子以畴同于子文辞禄,申胥逃赏,宜勿夺以优其节。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亦以为可听。

曹操坚持加封田畴,固然因其功劳很大,更重要的是要维护“以庸制禄”的原则,不愿因一人而“亏王法大制”。这是一种法治态度,强调的是国家制度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有司”弹劾田畴,建议“免官加刑”,正是秉承曹操旨意。曹丕以“世子”身份参与议论,他把田畴辞封与古人的高义行为相提并论,建议勿夺其志而优奖其节操。

这个意见得到了荀彧、钟繇的支持。这是曹操集团内部有关治国之策的一次政见交锋。《田畴传》注引《魏书》摘要载录了曹丕等人的议论。曹丕谓“免官加刑,于法为重”,希望在执法方面打些折扣;而荀或认为“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期于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圣人因而成之”,更从“圣人”之治的观点出发,要求成全田畴之志。就曹丕而言,他未必像荀彧那样从“圣人”之治的角度看问题,但他不赞成依法处置田畴,表现出通达的政治态度,而这正是对曹操厉行法治的偏违与背离。

从另一方面说,田畴辞封反映的是东汉时期盛行的名士行为,这类行为受到世家大族的赞赏,曹丕与大族出身的荀彧、钟繇观点接近,说明其“慕通达”是符合大族志趣、利益的。

以上议“田畴辞封”,都发生在曹丕即位称帝之前,说明他在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已经呈现出废弛名教、容忍个性自由,以及背离法治、放任世家大族的倾向,正是其“慕通达”在政治方面的最初内容。循此线索,我们可以对曹丕在位期间的主要施政措施作进一步考察。

二、曹丕继位后的政治作为

大凡帝王统治国家,主要在于确立治国方略和选驭将相,即以何方略治理国家,以何准则选驭将相。曹丕也不例外,当他篡汉登基后,首先考虑的就是确立一套适应新形势的统治思想。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称:“(文帝)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并曾撰著《太宗论》,褒赞汉文帝有“大人之量”。看来,曹丕决意做一个“宽仁玄默”的守成之君,采取比较宽松的统治方式;进一步说,他力图采取“宽仁玄默”的治国方略,即在新形势下实施“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

但是,曹丕继承曹操的基业,是个政治上成熟的守成之君,曹操成功的法治之术,他不会也不能贸然废弃;而曹操“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教令,为他在新形势下实现由“赏功能”到“尚德行”的政治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曹丕统治时期,实际上一面因循法治,一面积极倡导儒教。最高治国方略与实际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脱节,以及实际政策措施存在儒法矛盾,给曹丕施政造成了困难。

还在曹丕称魏王的那几个月里,就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全面推行九品官人法。据近人研究,这项制度实际萌芽于曹操统治的建安年间,本意是使选举“核之乡闾”,同时有加强中央对地方舆论控制的意图。

曹丕在位期间,“儒雅并进”,而先前那些以“事能”进用的官员,大多“冗散里巷”。他倡导儒学,下诏封孔子后代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令鲁郡修复旧庙,“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黄初五年,又恢复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他还把崇儒的政治倾向贯彻到吏治之中,曾按官吏是否持有“儒术”划界,分别称作“驳吏”、“纯吏”。曹丕所做的这些,表明他致力于恢复一个崇尚德行的治平之世。然而,他这样做的实际情形和效果又如何呢?

明帝时傅嘏著文称: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

傅嘏说的是当时情况,但渊源却在黄初。按他的说法,九品官人法创立后,从来就没有在恢复乡举里选的基础上施行,吏部掌握的“品状”、“薄伐”,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人才的实才和德行。如此选举,不但人才良莠不齐,也无法做到崇尚德行,奖励风俗。另据史载,太学自初立至明帝朝,鲜有成就,“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看来,曹丕崇儒,也有名少实,更谈不上由此达成名教之治。

按照曹丕的设想,官员在出据州郡之前,都要先历散骑,以便亲聆教诲,知治民“指归”,从而普遍提高州郡长吏“宰官治民”的素质。又据史籍记载,“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因此,这个构想的实质,一方面是加强对地方州郡的控制,一方面是促成刺史、郡守的儒士化,仍然属儒法并用的基调。可是,以天下州郡之多,这个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充满了浪漫色彩。这是一则充分反映曹丕施政特色的实例。

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核心的“谯沛人”,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他们主要是掌管军事,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势力。继续倚仗曹氏、夏侯氏宗族等谁沛人,是曹丕的一项基本政策。

延康元年(220)曹丕即王位及称帝(改元黄初)之后,拜夏侯惇为大将军,居武职之首;曹仁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曹真为镇西将军,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都督关中;曹休为镇南将军,都督诸军事;夏侯尚为征南将军,都督南方诸军事,分处方面之任;许褚为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

以上授职大体遵循着曹操唯才是用的原则,但也存在问题。比如,夏侯“性无武略,而好治生”,仅因年少时与曹丕亲密,就被授以方面重任。夏侯尚因与曹丕亲善而结为“布衣之交”,除被授予重任外,还特见宠待。

曹丕曾赐夏侯尚手诏云:“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被蒋济称为“见亡国之语”。曹丕对夏侯楙不因材授职,对夏侯尚以“作威作福,杀人活人”相纵容,都表现了通达不羁、背离法治的一面。

构成统治集团核心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曹丕为太子时的知交。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都是曹丕的心腹亲信。陈群是颍川荀、钟、陈三个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荀彧的女婿。荀彧、荀攸去世后,陈群进位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成为“颍川集团”的后进领袖。

《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称:“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在此之前或同时,曹丕与荀彧、荀攸、钟繇等都深相结纳。曹丕称帝后,陈群实际居宰辅职任;从曹操、曹丕与颍川集团的关系演变看,这种安排无疑是曹操联合颍川集团政策的延续。

司马懿等人的情况则不同。司马懿最初拒绝曹操辟召,后勉强出仕,但未受重用。司马懿发迹缘于他亲附曹丕。据上引资料,他任太子中庶子时,“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所谓“大谋奇策”,王鸣盛认为就是“篡汉阴谋”,说明他因参与篡汉密谋而深得曹丕信重。曹丕称帝后,司马懿位望日隆,与陈群对掌朝政。此外,吴质官至振威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居方面之任;朱铄官至中领军,为中军主将,都受到重用。

在曹丕与其东宫“四友”的关系中,反映出背离名教又不遵奉法治的倾向,而他对司马懿信重的程度,尤其引人注目。

黄初五年、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授命司马懿镇守许昌,录尚书事。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前,遗诏司马懿与曹真、陈群辅政,并诏太子:“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确定了司马懿的顾命大臣地位,从而奠定了司马氏势力发展的权力基础。

如果说曹真、陈群的元勋地位是自曹操以来倚仗谯沛人、联合颍川集团政策的产物,那么,司马懿的崛起完全是曹丕宠信的结果,更何况曹丕在位期间,司马懿并无任何重大作为。正因如此,明帝时高堂隆上疏提到“黄初之际”,犹有凛然之意,他提出“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建议对前朝的失误采取补救措施。

总之,在选拔将相、组成统治集团核心这类重大决策方面,曹丕存在着超出法治、名教的“通达”倾向。“

东汉政权的瓦解宣告了名教之治的崩溃,各种治世救弊的社会思潮应时而生。建安年间的当权者曹操从现实政治出发,实行“名法之治”。

他以强有力的措施,“破浮华交会之徒”,“整齐风俗”,“重豪强兼并之法”,“唯才是举”,通过这些手段,强化了集权统治。不过,曹操本人也知道,他的这套做法不可能长久坚持下去,因此,他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双重准则,一旦时势变化,一切都将回复到以前的老路上去。

曹操当权时,曹丕已经参与政事,他对曹操的所作所为和这个时代的矛盾是清楚的。当他篡汉登基后,实现由“赏功能”到“尚德行”的政治转变,已是势所必然。但是,曹操的一些法治措施,既然行之已久、并正在发挥作用,自然不能遽然彻底废弃;而名教之治业已崩溃,客观上不可能立即恢复,况且,曹丕以汉臣篡汉,违反名教的忠君之义,主观上也不便倡导名教。曹丕以“宽仁玄默”、尊奉黄老为最高宗旨,实际上有调和儒、法,混一统治思想的意图。

三、曹睿的政治作为

《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世语》载,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召见侍中刘晔,交谈尽日;刘晔出见众人,称明帝“秦始皇、汉孝武之侍,才具微不及耳”。刘晔素以知人著称,其看法应当有一定的道理。

无独有偶,陈寿为明帝作评云:“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明帝营造“宫馆”,乃是“追秦皇、汉武”。对照刘晔、陈寿的看法,两人都是把魏明帝视作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君主。秦皇、汉武皆师心自用,专制用权,秦始皇尤其以严刑峻法著称,稽诸史实,魏明帝是否也有类似的举措呢?

明帝本纪注引《魏书》称其未即位前,“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这就预示着他登基后有可能采取法治方针。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太和三年(229)十月,明帝改平望观为听讼观,他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至决断大狱,常亲临观中聆听。青龙二年(234)二月,为避免鞭刑过重而致人死命,明帝下诏“减鞭杖之制,著于令”。同年十二月,“诏有司删定大辟,减死罪”。

明帝再三申明宽刑少狱的宗旨,强调“往者按大辟之条,多所蠲除”“而郡国蔽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即天下死罪情况依然深重;他要求有关部门“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并责成自廷尉以下的各级狱官亲自审理死罪案,甚至于他本人也准备介人死罪案的审理事务,力图通过各个环节减少死刑。以上都是明帝在刑狱方面重视并改善法治的表现。

自秦汉以来,律令相承,累有增益,以至律文繁复,歧互丛生,加上汉儒章句解释达十余家之多,议罪时也用作参考,从而给量罪定刑造成许多弊端。明帝为此下诏,规定议罪时“但用郑氏(郑玄)章句,不得杂用余家”。

以后又下诏改定刑制,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刘劭)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通过上述努力,使曹魏王朝的法治条件大为改善。

明帝颇重吏治,体察下情。他曾“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又曾驾车到尚书省,拟案行文书。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明帝注重实际才能,抑黜浮华,主张“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他授命刘劭作《都官考课》,拟实施考绩之法,对百官加以督导;虽然事未施行,却反映了他依法管理官吏的思想。

本纪注引《魏书》称明帝“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谵毁之端”,应该是实情。此外,在管理军将及边郡长吏方面,明帝继承了前代的成法并有所发展。

大凡任法者必兼用权术,权、法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往往是相辅相成的。魏明帝强化集权统治,专制用权,情况相当突出。文帝曹丕去世前,深恐太子曹睿不能独立处理政事,遗诏由重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等辅政。

明帝即位后,将以上四人“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并不受其掣肘。他还对前朝的用人任事做法作了调整。安西将军夏侯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太和二年被征还为尚书。振威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吴质为文帝宠臣,此人“估威肆行”,太和四年被征还为侍中。

明帝初即位时的朝政形势,曾受到敌国君臣的关注,吴主孙权与陆逊、诸葛谨等议事时说到:“闻任陈长文(陈群)、曹子丹(曹真)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

吴国胡综还因吴质“颇见猜疑”的传闻,伪为吴质作降文三条。然而,正如裴松之所说,“魏明帝一时明主,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胡综的伪降文,亦未对曹魏政局产生影响。列明帝用权,颇为注重裁抑臣下和维护自身地位。《太平御览》引《傅子》载:“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采章。”

据本纪载,景初元年(237)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这种“逆制祖宗”、“豫自尊显”的做法,因违背传统礼制而遭到后人谴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帝师心自用、自我尊大的一面。

四、曹睿政治之失

魏明帝在运用权、法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失误。以下我们对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略作考察。

首先,修治宫室,极尽奢华。

太和六年(232),明帝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这是他修治宫室之始。青龙三年(235),明帝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因辛毗劝谏而止。由于崇华殿火灾,复立崇华殿,更名为九龙。其时“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其次,用法峻急,率意而行。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载:“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又任用校事,“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景初间,宫室盛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王肃为此特意上疏劝谏。明帝“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规谏,明帝置之不理。上述两个方面,都是明帝专制用权而扰乱民生之弊政。

再次,在统御百官方面,明帝宠信近侍,疏远大臣。

文帝在位时,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共掌机密。明帝即位后,更加宠任刘、孙二人。据史载,“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蒋济为此上疏,剖析宠信“近习”的危害,指出“人君犹不可悉天下事以适己明,当有所付”,即应当将权力适当下放给大臣。明帝虽然褒奖蒋济“忠诚”,似乎并未接受其劝告。

这里需要指出,明帝是按照“料简功能”的一贯原则来任用、驾驭大臣的。冗从仆射毕轨推荐辛毗代王思为尚书仆射,明帝不从,因为辛毗虽然“亮直”,却不及王思能“效力”。陈群以司空录尚书事,侍中吴质对明帝称“陈群从容之士,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明帝深表赞同,发切诏督责陈群。

陈群历任曹操、曹丕,累当重任,虽说是“从容之士”,短于事功,但在群臣中深孚众望,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明帝仅以“功能”一项标准看待他,自然失之偏颇;而以陈群的声望,发切诏责之,更有失君臣和谐之道。

从另一方面说,明帝统治后期,司马懿专擅疆场,主持对蜀战事并率军讨平辽东,也是因为司马懿擅长用兵,而明帝坚持“料简功能”的用人原则使然。但是,当时明帝已对司马懿是不是“社稷之臣”产生怀疑,却不考虑对其权势有所裁抑,而是任其发展,视其坐大。这不能不说是明帝昧于形势,用权不足。

最后,在维护皇权方面的失误。

以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为代表的曹氏、夏侯氏宗族是曹操创业过程中的一支骨干力量,以后形成为曹魏王朝的重要支柱。明帝即位后,继承了这份遗产。但是,曹休、曹真在太和二年(228)、五年相继去世后,曹魏王朝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亲皇室势力对军权的控制极大减弱。

客观形势要求明帝作出必要的反应。太和五年八月,明帝下诏,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领嫡子一人朝聘,始开解除宗室禁锢之端。太和六年二月,改封诸侯王,以郡为国。这表明明帝已经注意到曹休、曹真过世后亲皇室势力削弱的现状,试图有所举措。

后来,明帝又诏孙资云:“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明帝所说的“亲人”,主要是指上述曹氏、夏侯氏宗族;至于宗室,他仍存有疑虑。实际上,明帝确实在这方面有所安排。

当他病重时,最初拟定的辅政班子中,以燕王曹宇为首,有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曹宇是曹操之子,他被明帝授予辅政重任,事出仓促;一旦刘放、孙资搬出“藩王不得辅政”的“先帝诏敕”,明帝便将他罢免。

其余四人中,夏侯献、曹爽、曹肇都属曹氏、夏侯氏宗族,秦朗则是曹操的“假子”,都占据着中军要职。然而,仔细考究,明帝在培植亲皇室势力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相当不够的。他在位期间,宗室王公“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禁防壅隔,同于囹圄”的情况并无实质性变化。

这显然是承曹操、曹丕创制著令之余绪,不愿因诸侯预政而败坏朝纲,事既出于“公心”,我们当然不宜过分指责。

但是,在发挥曹氏、夏侯氏宗族的匡辅作用方面,明帝是可以有更大作为的。查《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曹氏、夏侯氏宗族子弟中,具文武才略者颇不乏人,如果有选择地加以培植,授以重任,应该能形成相当势力,拱卫皇室。

再就上述占据中军要职的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等而言,除秦朗曾在青龙元年(233)率军出击鲜卑外,其余三人都不曾有领兵作战的经历,因而很难形成持久有效的权势。各种情况表明,明帝在亲皇室势力明显削弱的形势下,虽然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却不敢大胆决策,着力扶植亲信势力,表现出权谋不足的缺陷。

魏明帝在处理统治集团上层关系,维护皇权方面的失误较为显著。当他病重,拟定辅政班子时,这方面的弊病便彻底暴露出来。在确定辅政班子的全过程中,除了刘放、孙资等近臣,夏侯献、曹爽、曹肇等曹氏、夏侯氏宗族子弟外,竟无一位大臣参与,而明帝改变初衷,最终确定以曹爽、司马懿辅政,则完全是刘放、孙资一手操纵的。

明帝亲近侍、疏大臣的弊端,在此关键时刻看得最为清楚。待到明帝去世,齐王继位,魏室衰微之势已是积重难返,终于被司马懿迁移政鼎。后人批评明帝“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是中肯的。

对比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也更加相信,魏室之亡并非由其政治腐败而丧失民心,实是统治集团上层权力斗争的结果。

由此,综合各方面,曹睿在能力上要比曹丕强一些,但是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否认,曹睿在身后事安排上的缺陷直接导致魏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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