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达叛刘降曹,数年后又想回蜀,精打细算却为何把自己折腾死了?

孟达叛刘降曹,数年后又想回蜀,精打细算却为何把自己折腾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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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四年,在蜀汉政权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刘备称汉中王、关羽覆败、孟达降魏以及刘封赐死,等等。其中,孟达降魏与刘封赐死可以归结为同一事件。建兴年间,孟达归蜀不成而败亡的事件,在蜀汉政权中余波再起。

1、孟达降魏

建安二十四年(219),副军将军刘封与宜城太守孟达忿争不和,刘封公然抢夺孟达的鼓吹,造成孟达率众降魏。不久,刘封战败后赐死,成为轰动一时的两件大事。从表面上看,孟达降魏的导火索是孟达与刘封的个人恩怨。追究到深一层,这两件事涉及蜀汉政权内部的新旧矛盾,而且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孟达,字子敬,扶风人,建安初与同郡法正一起入蜀,后归附刘璋。孟达其人,《三国志·明帝纪》谓“才辩过人”,魏大臣刘晔称“恃才好术”,而司马懿也认为孟达“言行倾巧”。足见孟达足智多谋,善于巧辩,与“有奇划策算”的法正十分相似。

建安十六年,刘璋为抵御张鲁,派遣法正、孟达各领兵两千迎刘备于荆州,孟达留驻不返,从此跟随刘备。建安十九年,刘备入蜀,以孟达为宜城太守。但是好景不长,刘备虽然欣赏孟达的才能,但是对他并不信任,这应与孟达原为刘璋旧部有关。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奉命北攻房陵,杀房陵太守蒯祺,随后乘胜进攻上庸。

刘备这时表现出对孟达实力壮大的不安,“阴恐达难独任”。于是,刘备派遣刘封自汉中率军顺河水直下,至上庸统领孟达之军。在上庸之战后,刘备授予刘封副军将军之职,却没有对孟达加以封赏,可见刘备重用所亲,对孟达始终怀有戒备之心。

上庸一役后,刘封倚仗刘备养子的身份,夺孟达鼓吹,对其加以凌辱,导致孟达叛蜀降魏。在这里,我们要对鼓吹在军队中的作用有所了解,才能进一步研究孟达降魏的原因。

鼓吹为军乐的一种,是军中必不可少的礼仪用具,代表着胜利与军队的威严。刘封公然抢夺孟达的鼓吹,不仅对孟达是一种羞辱,同时,也代表了蜀汉政权中得势新人对益州原有势力的一种侵凌。

因此,孟达愤然叛蜀降魏,也是逼不得已的出路。关于鼓吹的象征意义,孟达之后蜀汉又一位大将黄权降魏时,向魏文帝献上的降物中,就有鼓吹的用具。由此可知鼓吹在军队中确有重要的象征作用。

鼓吹是有功之将的凭证,象征着功勋。刘封抢夺孟达的鼓吹,是对孟达功勋的否定,属于武夫之举。刘封夺孟达鼓吹,表面上是私人忽争,但是,刘封的做法,使蜀汉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朗化,并且表现出一方欺凌另一方的事实,最后迫使被欺凌的一方愤然出走,这才是孟达降魏的根本原因。应该看到,造成这种局面的,不是刘封本人,而是刘封背后的刘备。

刘备攻蜀,命刘封统孟达之军之时,就为这场念争埋下了祸端。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奉命从秭归北攻房陵,杀房陵太守蒯祺,首战告捷。

然后,孟达乘胜追击,从房陵攻打上庸。刘备这时却对孟达产生了怀疑,派遣刘封顺水而下,至上庸统领孟达的军队。客观地讲,刘备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涉及三国时期最敏感地理位置即房陵、上庸,以及西城三郡的问题。

房陵、上庸、西城三郡,本为益州汉中郡所属的三县。建安末年,三县改为郡,是魏、蜀、吴三国的交界地区。《华阳国志》记载此三郡因“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东三郡地形复杂,彼此又通过山脉和水路连接,可以称为一个三不管的地区。同时,东三郡南部为吴、蜀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相对闭塞,真正是进可攻、退可守,又可割据自保。因此魏、蜀、吴三国都企图对东三郡施加影响,占为己有,各个政权对东三郡的争夺也是三国战争史中不可忽视的一章。

刘备攻蜀之时,东三郡的情况就十分复杂。房陵太守蒯祺出自南郡士族,又地处边境,驻有相当的兵力;上庸太守申耽与其弟申仪也多有部曲自守。在刘备看来,孟达占领房陵之后,自然接收了蒯祺的部下,实力有所增强;如果再攻破上庸,吸收申耽、申仪兄弟的部曲,那么孟达的军事实力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的局势是令刘备有顾虑的。

更何况,东三郡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孟达如果攻破了上庸,就等于占有其中的两郡,那么就有可能在三国边境之间割据自保,到时再来消灭就非常困难了。更让刘备担忧的是,孟达属于刘璋旧部,不是刘备所在的外来势力的铁杆成员,如果上述设想成立,那么孟达若与蜀汉内部的益州势力相呼应,刘备将腹背受敌,这才是让刘备“阴恐达难独任”的主要原因。

为了遏制这种事态的发展,刘备不能让孟达继续做大,必须找人接替孟达的位置。因此,刘备派遣刘封、李严与孟达共同攻打上庸,也出于某种的考虑。李严虽然具有军事才能,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刘备的重用,而作为刘备养子的刘封,才是这次战争的主要领导者。

刘备在孟达攻打上庸的途中,临时换上刘封统领孟达的部队,这个做法本身就代表了对孟达的不信任。而攻破上庸之后,刘备显授刘封副军将军,对孟达攻破房陵之事未有任何加赏,也加深了蜀汉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孟达叛蜀降魏的步伐。

同时,在分析孟达降魏的原因时,要注意到除了刘封抢夺鼓吹外,还有一个原因致使孟达畏罪潜逃那就是孟达未发兵救关羽于襄阳,惧怕被刘备责罚。孟达未救关羽,根据当时的情况,是有不得已的理由的。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军围攻曹仁于樊城,曹操派遣大将于禁支援。时遇秋霖雨,汉水暴溢,于禁所督七军皆没,于禁本人也被迫投降关羽,这使关羽一时威震华夏。关羽将樊城重重包围,曹仁内外断绝,救兵不至,若关羽再加兵进攻,则樊城、襄阳可得也尚未可知。

根据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樊城、襄阳地处荆州北部,与其距离最近的蜀汉兵力就是刘封、孟达所属的上庸、房陵二郡。因此,关羽“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但是,刘封、孟达没有听从关羽的指令发兵支援。随后徐晃奉命解围,又有孙权遣将偷袭,导致关羽覆败。刘备与关羽恩深情重,对刘封、孟达没有调兵助阵始终耿耿于怀。但是,刘备没有注意到,刘封、孟达在当时的处境限制了他们不能及时支援关羽。

刘封、孟达、李严等奉命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城投降,但是局势并不乐观。虽然刘备遣申耽妻子及宗族到成都,可申耽的大部分的兵力还留在上庸。加上申耽弟申仪被封为西城太守,申氏兄弟在上庸、西城之间仍然拥有大量游散的土豪武装。当时能够牵制这股力量的,只有驻守在上庸、房陵的刘封和孟达。

申耽、申仪后来投降魏国,也证明当初刘封、孟达驻兵留守的重要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申仪与孟达不和,即使降魏后两人也屡次发生争执,这也有可能与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在房陵遏制其势力发展有关。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孟达未救关羽的缘由也随之浮出水面。

关羽围攻樊城是在建安二十四年的秋季,此时上庸、房陵刚刚平定,需要大将对地方进行安抚与威慑。樊城、襄阳虽为荆州的重镇,但是就地理位置来说,处于孙权所辖的范围,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相比之下,魏、蜀、吴三国的边境东三郡,是蜀汉的门户,其重要性要比襄、樊二镇大得多,也严重得多。

设想刘封、孟达因救兵关羽而失去上庸、房陵二郡,那么其后果可想而知。况且就距离来说,即使刘封、孟达出兵,他们的援兵与孙权派遣偷袭关羽的军队相比,也不一定能够早些到达。再退一步讲,如果救关羽成功尚可;若没有成功,那么他们又要担当擅离职守、失去郡地的风险,以孟达“恃才好术”的心思,应该是考虑过救兵不利这一因素的。

因此,孟达权衡利益,“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这也许是孟达在当时能够做出的唯一抉择。不幸的是,关羽兵败身死,由此引来了刘备的怨恨。这对孟达来说,实在无可奈何。值得注意的是,刘封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方法也同孟达一样,这也成为后来刘备赐死刘封的理由之一。

2、孟达败死

建安二十五年(220),即魏延康元年,孟达率众叛蜀降魏,受到了魏文帝曹丕的重视与宠爱。孟达降魏,所带部曲众多,是一支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曹丕十分看重孟达的这支队伍,并且允许他将部曲安顿在边境之地。同时,曹丕合三郡为一郡,委任孟达,也表现了对孟达的重视。《太平御览》中曾有一条资料印证了孟达在魏的待遇。其言孟达为新城太守,登白马塞山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不能守,岂丈夫也?”史家称其为上渚吟,“声韵愤激”,孟达身为魏封疆大将的气势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同时,孟达又与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等人关系亲善,因此,在曹丕在世时期,孟达在魏国的境况可谓意气风发,仕途平坦。

魏黄初七年(226),魏文帝曹丕去世。随着魏明帝登基,孟达失去了宠恃,开始忧虑自己的前程,“自以羁旅久在疆场,心不自安”。再加上同为降将的宿敌申仪,不断向魏明帝告发孟达谋反,孟达的处境每况愈下,更加尴尬。听闻孟达的境况,蜀汉的诸葛亮考虑到孟达所辖东三郡的重要作用,开始策反孟达,从而引起了魏蜀吴三国边境的一场纷争,而孟达在这场纷争中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有学者认为,孟达叛魏降蜀,不单与孟达反复的性格有关,同时也与魏文帝曹丕的纵容大有联系。

例如柳春新在其大作《“魏文慕通达”试释》一文中,通过对傅玄的评论“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的剖析,指出“明帝时孟达图谋叛魏降蜀,是一则臣下‘贱守节'的显例”,点明了曹丕“慕通达”的弊端。柳新春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也引人思考。孟达叛魏降蜀,固然有曹丕纵容的因素,其主要原因依然在于诸葛亮的策反。在这个事件中,诸葛亮与孟达的书信往来是导致孟达败死的重要证据。

《三国志·明帝纪》的记载,司马懿擒斩孟达在魏明帝太和二年(228),而诸葛亮向孟达劝降始自建兴四年(226)。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诸葛亮与孟达的书信往来大都是集中在这两年之内,这也正是孟达任魏新城太守期间。

魏黄初七年(226)三月,魏文帝曹丕病重,五月,曹丕去世。此时,正是蜀建兴四年,也就是诸葛亮南征归来、锐意北伐的前夕。在魏室新旧皇权交替之时,诸葛亮与孟达书,可以说别具深意。曹丕死后,孟达不再有所倚仗,而此时,与孟达亲善的尚书令桓阶早已去世,夏侯尚也于黄初六年撒手人寰。因此,孟达在魏国彻底失去了中央的支持。孟达以降将自处于魏,手握边境大权,新君尚未登位,等待他的不知是何种境遇,所以,孟达自然忐忑不安,无所适从。可以想象,这时若有一方力量向他伸出援手,孟达必会感恩戴德,有所借。诸葛亮正是抓住这一契机,及时与孟达联系,计划策反孟达。

诸葛亮致孟达书中,就明显地表露出诸葛亮策反孟达的意思。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归来,魏国降人李鸿来投,言及几事。其中有一条是孟达没有相信他人之言,认为诸葛亮并未劝刘备诛其妻子,并对诸葛亮仰慕非常,等等。此时诸葛亮南征胜利归来,正开始筹划北伐之事,听闻李鸿所言,就萌生了劝诱孟达投降、以此据有东三郡的念头。

诸葛亮首先对孟达现在备受“乖离”的处境表示同情,然后对当年孟达降魏的事件加以谅解与安抚,“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同时,诸葛亮也表达了愿与孟达结好的心意,“追平生之好”。诸葛亮劝降孟达之意昭然跃于纸上。

李严与孟达书,言“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应是向孟达传递招降的信息。

李严在建安十八年投降刘备,孟达于建安十六年留在刘备阵营,此二人均原为刘璋旧部,又共同奉命于建安二十年攻申耽于上庸。李严虽然本质上属于荆襄势力的成员,但是他与孟达经历相似,又和孟达共事过先主刘备,因此,他们的关系应该比较亲善。同时,由同为降将的李严向孟达发出劝降的信号,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李严此番与孟达书,当是诸葛亮授意之下所作。此时,李严以前将军的官职被诸葛亮移屯江州,江州地处巴郡,即今重庆市所在,其地理位置更接近成都。建兴四年,李严离开一直驻守的永安,移屯江州由护军陈到接替镇守永安,这应是诸葛亮的安排。

陈到,字叔至,汝南人。自刘备在豫州时,陈到便追随其东征西讨,是仅次于赵云的大将,为人以忠克著称,属于荆襄势力中的坚实分子。诸葛亮用陈到代替李严,其原因除了以荆襄势力继续镇守永安这一边境要地之外,也有显示李严颇受重视之意。

况且李严与孟达书,要避免造成境外之交的嫌疑,因此将李严提前移至江州也是合理的安排。李严与孟达书,发生在蜀建兴四年之后,即李严督江州之时,是有特殊的含义的。这也表现了诸葛亮心思细密的行事作风。

经过了与诸葛亮、李严等人多次的书信往来,孟达的降蜀之心日盛。然而,孟达还对曹魏抱有希望,这就造成了孟达游离于魏、蜀的局面。孟达降蜀败露后,得司马懿书,又犹豫不决的情况。在司马懿的这封信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司马懿的足智多谋。司马懿首先利用魏文帝当初的宠信来唤起孟达的感恩之心,随后指出孟达当年叛蜀对蜀国造成的影响,料想孟达归蜀后的下场,这一点正中孟达的顾虑。最后司马懿指出了郭模一事颇有端倪,使孟达心生疑虑。果然,孟达看到这封信后,开始对降蜀之事犹豫不决,从而耽误了时机,导致了后来的覆败。在这里,郭模事件是司马懿动摇孟达的关键,也是孟达不能决心降蜀的主要原因。

对于孟达的降蜀问题,诸葛亮持有的态度是有变化的。一开始,诸葛亮对此比较重视,积极策反孟达。但是诸葛亮逐渐觉察到孟达在与蜀汉沟通的同时,倚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部曲实力,又与曹魏、孙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孟达的行为使诸葛亮意识到,孟达的存在对蜀汉始终是弊大于利,因此,诸葛亮在对待孟达的措施上发生了转变,由此,就有了郭模的出现。

诸葛亮遣郭模诈降向魏兴太守申仪泄露孟达降蜀的消息。申仪与孟达不和,故向朝廷揭发孟达,促使孟达叛魏。并且有孟达降蜀的信物为证。《魏书·明帝纪》亦有魏兴太守申仪“密表达与蜀潜通”的记载,当是申仪持有孟达降蜀的证据来告发孟达。

孟达谋反暴露后,司马懿率兵讨伐孟达。孟达与诸葛亮书,言路途遥远,魏军当一月之后到达,会有所准备。不料司马懿倍道兼行,八日抵达上庸城,将孟达团团包围。经过十六日的抵抗,孟达终被擒斩。

孟达没有降蜀或投吴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司马懿的劝说使孟达犹豫不决。孟达萌生叛魏的念头是因为宠信自己的魏文帝曹丕去世,他以降将身份“心不自安”。孟达昔弃蜀汉,现在归蜀必怀尴尬;若投吴,又无所依托,所以以孟达的角度来权衡,如果司马懿所论可靠,能够得到魏国的重用,则留在魏国是他最好的选择。因此,孟达在去留问题上不能立断,希望能够侥幸继续周旋于三个政权之间。

另一方面,正因为孟达的摇摆不定,吴、蜀对他也持有保留态度。正因为孟达的左右摇摆,诸葛亮、孙权也没有对孟达的去向作出积极的响应,而是持有观望的态度。从孟达举兵到司马懿到达上庸的过程中,也未见有吴、蜀发兵支援的记载。孟达与诸葛亮书,言意图凭借地险固城,也证明其并未打算离开上庸郡。因此,孟达举兵叛魏,没有降蜀或投吴,而是坚守城池,有其自身的考虑,也有当时局势的限制。

司马懿远道来袭,孟达以逸待劳,且兵力众多,何以在短短十几日内就被攻破擒斩?孟达占据地势险固,三面有河水阻隔,且在城外加木栅,又手握重兵,可谓易守难攻。但是,在短短十六天内,司马懿就破城而入,确实让人匪夷所思。然而“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可见,最后决定孟达覆败的原因主要出自手下的叛降。

司马懿诱使孟达手下李辅、孟达甥邓贤开门纳降,导致了孟达的覆败。司马懿此次战役后“俘获万余人”,可知,孟达的实力确实雄厚,如果没有李辅、邓贤等人的背叛也不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身死兵败。

孟达败死是诸葛亮执政期间一件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而在此之前的孟达降魏、刘封赐死中,诸葛亮的作用也隐约可见。由此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诸葛亮面对蜀汉政权各势力之间矛盾的处理方法以及诸葛亮在用人上的具体措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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